鳴謝．致感
謹按﹕關於方東美先生生平傳記資料，向有「奇缺」之憾，本文堪稱最新近、最詳實的初次嘗試。許多內容，首次披露；許多訛傳，一舉廓清；尤其有關其家世譜系部分，係經過詳密考證，多方會勘，反復提問，不厭辯難，而最後定稿者。其歷史文獻價值，不限華語世界，足資舉世學界參考。筆者對中國安徽省樅陽縣歷史人文學者陳靖先生、譜系專家方伯章先生（先師同輩族親）、《人文桐城》版主程璟先生，以及安徽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陳主任、解答專家cxx先生等，所給予的種種學術專業輔導，人情道義支援，由衷感激。沒有他們這幾位桐樅時賢的仗義慨助，有關一代大哲方東美先生的家世之謎，還會代代訛傳下去，真相煙沒，歷久難明。他們的鼎助，竭心盡力，真是貢獻學界，告慰文祖，功在千秋。謹此一並懇致謝忱！
述小事，懷大哲
--東美先生逝世卅周年紀念
孫格拉底
左方東美教授，右作者，1974年夏，
攝於台灣桃園腳板山。
楔 子
「我是在寫傳記，而非寫歷史。何況某人最突出的成就，未必就能最突顯其優劣短長。往往一件瑣事，一句話，一次玩笑，使其性格流露遠甚於百戰喋血，殺戮萬千、陣容堂堂，點校雄師、以及攻城略地等。故肖像畫師寫真，特重面貌眼神，而性格流露其中（所謂傳神阿堵）；至於人體其它部份，則不甚措意。同理，對凡足傳傳主性格之事，容某特多著墨；至於細說豐功偉績，則只好另待高明了。」
---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卷二，〈亞歷山大大帝〉
「親朋好友與學生們僅僅知道他是一個學者，一個嚴肅、剛正，不求名利、不苟言笑、不易接近的哲學教授。我相信唯有我真正能夠了解他的直率、天真、和純樸這一面，因為五十年來我們朝夕相處。雖然他『望之儼然』，而事實上卻極重感情，也有豐富的想像力。」
---- 方高芙初夫人，〈東美與書〉
最近台北友好轉來消息，《傳記文學》將於本年（2007）六月出《方東美先生專號》，邀我提供一篇生活化、趣味化的傳記小品資料，對象為一般青年讀者； 避免高頭講章，枯燥乏味；文字上也要力求顯豁易懂。
我想，這一切吩咐，說得也對。《傳記文學》原本不是高談哲學的園地；它、是傳人為主。為了勉強交卷，使我不禁想起那位西洋傳記文學鼻祖普魯塔克（Plutarch）來了。上引寥寥數語，對摸索中的個人而言，的確啟發非淺。
慚愧的是，區區不但不會寫歷史，也不會寫傳記，更不敢奢望嘗試傳記文學；頂多只能算懷師憶往，愛講點真話罷了。想來友人和編者之所以會考慮到我，也許多少因為我過去寫過〈學生時代的方東美先生〉，〈沉靜中之追億——東美先生其人、其學、及其志業〉，拙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譯序〉，以及〈附錄﹕著者簡介--大哲風貌剪影〉之類雜著的緣故罷。好在這些舊作，大多已經載網，一索即得。[1]
說來感愧萬千，今天先師逝世整整卅周年了，大陸上學界紛紛推崇他老人家是「民初以來，真正學貫中西的哲學大師！」「一代碩儒，民國以來，我國在哲學上真正學貫中西的第一人！」……。北大、南大、清華、夏大等中國一流高等學府不斷有青年學者，以研究方學為題，撰寫博士論文。然而，至今我們還沒有一部翔實而完整的《東美年譜》，更別說夠學術專業水準的《全傳》了！值得欣慰者，根據我最近兩次出席歐亞舉辦比較哲學會議的經驗，得與大陸少壯學者相接，獲悉兩層現象﹕（1）有的系所行政領導並不諱言，在大陸上研究某某某的、比研究方東美的還多；（2）但也有學者坦率表示，發現方著之後，有興趣深入研究者，愈來愈多，好像在思想上發現一片新天地、新大陸似的。
關於第一層現象，不難理解。因為他們接觸方著為時較晚；《方東美全集》黎明公司前年才出齊（2005年冬），目前大陸還沒有簡體版；僅有十一年前薄薄一冊選集《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方東美卷》（1996，劉夢溪主編，黃克劍、王濤編校）。據悉有關研究方學的著作，除若干學術論文外，三年前才有一本專著《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方東美思想研究》（2004，蔣國保。余秉頤著）。更有趣者，大陸學界對其哲學立場定位問題竟引起爭議，認為當屬「新儒家」？抑「新道家」？雙方各陳理由，幾乎演至筆仗，如蔣國保與胡軍教授等。然而，真理越辯越明，我倒認為這是個好現象，可喜可嘉。
無論如何，中外學者探索方學的興趣，可說才剛剛開始，一切方興未艾呢。在這種大環境氛圍之下，友好和編者屬我稍盡綿薄，提供一點傳記資料，在我是義不容辭的。我只想在原有的資料基礎上補充一點新的，修正一些舊的；同時乘此機會，使外界對他的一些不幸誤會或訛傳，稍得澄清或辯釋；筆者但求言必有徵，使年青一代對我們這位「真正學貫中西的哲學大師」能夠產生真正的同情欣賞，如實了解，然後再根據自己的秉賦條件，盡性發展，而接其棒、站其肩，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在方法態度上、在胸襟抱負上，師其意、尚其神，「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超乎其上」！這正是我們這些後死者的責任，也正是他本人期許的﹕他期待中國的未來要一代比一代偉大，不是一代比一代渺小！
拙文不逮之處，祈大雅共正之。
前 言
對面相遇人不識！
說來難以置信，先生早慧英發，名高當世，為何他的傳記資料卻這般出奇地缺乏？過去抗戰期間，只有前北大哲學系主任賀麟教授在《當代中國哲學》中對他作過簡要的評介。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期待一部翔實可信的《年譜》及《全傳》。
記得以前臺大外文系王文興教授，和我同學時，說過這樣一句笑話﹕「文學院學生五六百，別說很多人沒聽過方東美的名字，沒上過他一堂課，念過他一本書；就是進進出出文學院同一座大門，對面遇著，也不知道誰是方東美！」他真不是位「聞者」。自從一九五六發表〈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一文、幾乎闖禍之後，他給自己立下了一條戒﹕（十年）不作公開講演，不接受刊物邀稿。
雖總統府邀請講學，也斷然謝絕！還把傳話的官員痛斥一頓。他、要沉潛用功。
說到他的沉潛用功，真令人嘆佩。青年時他就對佛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但心知其難。發誓不下四十年苦功，決不開口（亂談佛理）。說到做到。一生不寫日記、不寫自傳、讀書不做筆記、友人來信向不作復，自嘲「竟因此成名！」
他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內心的精神世界，只偶爾反映在他那上千首凝練精美的詩詞《堅白精舍詩集》。後人要想了解他的生平，真有“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之嘆哩。
參考經典．權威之作
一九七九年，某次方師母高芙初教授對我笑說﹕「你們老師二十九歲跟我結婚。他二十九歲以後的事，我很清楚；二十九歲以前的，我並不清楚，反倒不如孫先生，你那篇介紹老師學生時代的文章，現在竟成了這方面唯一的參考經典、權威之作了！」
說來慚愧，全是偶然。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臺北耕莘文教院邀請方先生發表罕見的公開講演〈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主辦人陸神甫——也許正是因為對先生所知不多吧——臨時請我致辭介紹其治學及為人。事後不久，台北《文化復興》月刊主編祿耀東教授學長向我敦邀，自負「沒有催不到的稿子！」竟派編輯先生到舍下索稿，要立等可取；我只好倉促應命，粗略可想；急就章，沒寫完，自己喊卡，連標題〈學生時代的方東美先生〉都是靠祿兄靈感，當下拈加的。後來收入楊士毅先生一九八二主編的《方東美先生紀念集》。
當時，筆者出國九年才回母校台大服務，暫領系務，對先生原有一系列艾克曼式的訪談計劃；可惜也只進行了幾次，便由於教學行政兩忙而飲憾中輟了。拙文報導內容，雖吉光片羽，但完全根據當時第一手、直接訪談資料，且經傳主親自過目，訛謬減至最少，旨在破除外界對先生的若干誤解或假象。拙文發表後，果然很多人都敢來和大哲親近了——從青年到老年！如秦賢次、楊士毅先生等。凡誠心向學，實事求是者，老師雖已高齡七十四了，依然誨人不倦，問無不告，而且親復。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那篇速寫拙文，記得是這樣開頭的﹕
首先，我想破除一項外界對方先生的普遍誤解，通常一般都以為他不容易親近。外界一般人的印象，東美先生不但是國際上最負盛名的中國哲學家，而且看起來非常嚴肅，使人望而生畏，甚至怕怕：他目光炯炯，寒鋒逼人。我當學生的時候，是不大敢隨便向他問問題的，別的同學也多半是不敢隨便向他問問題的。方先生治學的嚴格和一絲不苟，是有名的。相信凡是早期中期上過他課的朋友也都領教過，而大有同感吧。
誠然，東美先生一生，從早年、壯年、中年、一直到晚年，都令人覺得是一位積學高慧、才氣蹤橫、而又正氣凜然的人物。然而他有熱情、有理想、有抱負、有操守、立身處世，挺挺然有大節，方正不阿，真有「雪壓寒岑。壁立千仞」的氣概。因此，總不免予人一種挺拔孤峭，而多少有點「拒人千里」的印象，就是一般所謂的「不易親近」。今天我願意以八個字來驅散掉這層表象和錯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好像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講過，一般情形，一個人的生平發展最重要的階段就是青年定型期，廿五六到卅吧，過此以往，只是續集。歐洲偉大的哲學詩人哥德親作《自傳》，也只是寫到廿六歲而已，後來但屬次要。
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哲學心理學家丹納（Hipolyte Adolphe Taine）提倡文藝作品研究「種族、環境、時代」三要說，啟自孔德的實證主義，呼應斯賓塞的社壓決定說（Social Pressure Theory），最後演變成斯鏗納的「環境決定論」、「反個性論」、「自由、尊嚴免談論」！誠然，環境對個人的發展有其相當的影響；但影響不等於決定。否則，天下只有時勢造英雄；哪有英雄造時勢！故「混影響為決定」的謬誤，千萬莫犯。小赫胥里偏偏就不信邪，他引述美國前輩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妙語，反詰道﹕「難道說，假若莎士比亞小時得病，一命嗚呼，那麼他故鄉鎮上、同街同里、某位英國婦女非得再生出個小莎翁、還要生得一模一樣不可嗎？」[2] 孿生兄弟姊妹，性情都不完全一模一樣，何況其它！我們怎能忽略「遺傳獨特性」（genetic uniqueness）？誰要是不信人間真有天才，請他看看莫扎特的例子吧，五歲作曲！所謂「遺傳獨特性」之所以成為可能，借佛學的名詞說，乃是由於種種相關要素的「因緣和合」（configuration of manifold relevant factors）；換言之，由於組合的法式不同，才形成個性的獨特。
因此，我們勾勒方先生的傳記，特別著重其青年時期。同時，稱述其特殊的成就與貢獻時，雖不忽略環境對他的影響，但更注重其性格的獨特性。性格決定命運說，雖非絕對真理，但不無見地。無非強調表示﹕不同的性格，處於相同的環境下，反應的法式不同，後果結局自然大不一樣。如斯而已。
博大通人！
一九六四年夏，先生出席檀香山夏威夷大學舉行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以禪慧機鋒挫銳英國學者芬里教授(Professor
J. N. Findlay)，大放異采，名震國際（詳下）。記者好奇，紛紛發問。
「閣下在哲學上持何見解？屬何宗派？」
「很難說。說了你也不大相信：在家學淵源上、我是個儒家；在資性氣質上、我是個道家；在宗教欣趣上、我是個佛家；此外，在治學訓練上、我又是個西家。」
「請問如何可能？」
「那是個事實！」先生如是答。[3]
上引對話，寥寥數語，堪稱世上最簡短的哲人自傳。
先生幼承家學，尤以博綜著稱，兼中、印、希、歐四大文化宗傳；統科、哲、藝、教四大學術領域；集儒、道、釋、西四大思想源流於一身。這種類型的「真正學貫東西的哲學大師」，不愧是位曠世罕覯的碩學通儒。西人一見，豈有不驚之理，難怪發問！
既然如此，我們該怎樣給他定位呢？--「博大通人」。這話可不是筆者胡亂編撰，阿私吾師。那是六十年前，一九四七，台灣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敦請先生飛臨台灣，下塌台中市謝東閔先生府上，並作全島巡回講演，安慰同胞。先生不諳台語，又不會國語，只會淮河流域一帶的安徽桐城方音。居然透過翻譯，發表親切的談話，所到之處，能使聽眾為之感動下淚，至於痛哭流泣。與其說是他口才好，辯才無礙，不如說是他品格好，學問好，才能這樣地真摯感人。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南京中央大學禮堂。當時國民政府一批腐敗無能的接收大小官員，居然開口閉口，甚麼偽政府、偽幣制、偽人民、偽學生……。先生聽了憤慨，怒斥道﹕「天下只有偽政府、偽幣制，哪有偽人民，偽學生的！……」登時整個中大的禮堂哭成了一團。
那次先生在台灣，除了宣慰同胞之外，在謝東閔先生的宴邀下，更與台中二水鎮老一輩精通漢學的學者詩人們詩酒唱和。[4]他平生絕少飲酒，那次卻例外破戒，可謂隨緣從權。當地的新朋友，根據莊子，奉上「博大化人」的尊號。先生謙謝不獲，終於笑納。「博大化人」就是「博大通人」，一義之轉。
由上可見，他平生治學博綜之外，更可貴的是其人格的高尚真誠，尤富正義感。吳經熊博士特別稱贊他「理智清晰」而「感情醇烈」，「悲智雙運」，「情理圓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愛國學人。」[5]真是慧眼燭照，千古的論。我嘗說，了解先生其人，說易實易，「真」字訣也；了解先生其學，說易實易，「通」字訣也。介紹先生其人其學，從這兩字著眼，借用陽明先生的話說，正是抓住了一個「大頭腦處」。開宗明義，可以藉此向青年朋友介紹其第一殊勝之處。
從這個「博大通人」的雅號著眼，不是比爭議他是甚麼「新儒家」、「新道家」、或其它甚麼「家」之舉，更有意義嗎？何況，但就他作為一位中國哲學的大代言人而論，他早已明明白宣稱，主張「儒、道、釋、新」四大思想主潮兼綜說。說他「堪稱」新儒家、新道家等，俱各成立；因為哪家他不「堪稱」呢？是儒家、而不限於儒；是道家、而不限於道；是釋家、而不限於釋；是新儒家，而不限於新。縱說他是位「對某部份新儒家的批評者」，也不為過。四十年前，筆者在美國南伊大留學時曾和同學談論這個問題，笑道﹕「方老師為學的風格是“uncategorizable！”」即不可以「鴿籠化」（pigeon-holed）；是謂「大哲不器」。吳森學長贊同，譽為「羚羊掛角，無跡可尋！」[6]
茲借莎翁〈羅密歐與朱麗葉〉雋語，聊以解頤﹕「玫瑰易名，何改其芬！」原文﹕“The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just as sweet.”（「玫瑰、無論給他起個別的甚麼名字，嗅起來還不是同樣芬芳！」）
1、
家世．家學
「那就夠了！」
姑舉台大逸事逸聞一則。某次、哲學系郭文夫教授（從師十三年），為了某句文義請教先生，先生答後不久，文夫拿去詢問中文系某教授，所獲答案竟然不同。及再請益確認，得到答復是﹕「請轉告他﹕這是你老師講的。他若問你，你的老師姓誰？——姓方；哪裏人？——安徽桐城。那就夠了！」
文夫後來對我說﹕「看來老先生對他那桐城家學十分自負！」我笑道﹕「老先生是有這個資格的。」但看桐城大方族由元末至清六七百年來的學術輝煌史，你就明白了。大方族又名「桂林方」。原來他家明代六世祖方懋一家「五龍」， 中三房七世嫡祖方佑（廷輔），首中進士、一門登科；吏科給事中王瑞題「桂林」於其門，取「折桂登科如林」之意。桐城向有「文都」之稱，而以桂林方氏最稱佼佼。
一九七三年七月下旬，我應聘回母校台大服務，途經香港訪友陳特、及何秀煌二兄。事聞於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先生。蒙三位前輩宴我于鹿鳴春；次日徐先生復邀我至半島酒店喝咖啡小敘。談次問及方先生是否安徽桐城人？我說是的。他立刻應聲讚道﹕「桐城方家，都是大人物！」
讀者好奇，欲知其故，按史即得。略言之，方氏家族之輝煌史，歷時四千七百餘年﹕炎帝孫、始祖雷方氏，聯軍軒轅，共破蚩尤，讓帝位不居，功封方山而得名；黃帝後納雷女（縲祖）為妃，生少昊；周賢臣方叔之後，代出人傑，昭在史冊，歷歷可考。《方氏血脈譜》東晉成帝咸康二年（西元336）御題為「名家盛典」；大宋狀元宰相文天祥序《方氏族譜》曰﹕「方氏之顯於周、漢，以達我朝，聲光顯赫，流澤及後者，何其盛哉！」至於桐城方氏，台灣梁實秋先生與大陸錢理群先生均異口同辭，譽為「中國第二大文化名門」，「僅次於曲阜孔氏」！言不虛美，足透消息。
今據安徽樅陽市譜系專家方伯章老先生、歷史人文學者陳靖先生之最新考證，先生為桐城桂林方第二十三世，中三房七世嫡祖方佑（廷輔）之後。佑有明代「真御史」之美稱，惜性方剛，忤宦，遭廷杖，謫遷湘桂。然「桂林方」之得名，固因「五子登科」，然佑首中進士，實居主要關鍵。終於「桂林府」任，蓋因緣前定耶？此層發現證實，於正確了解先生先世譜系傳承，至關緊要。
據陳氏新作〈方東美先生家世考〉 http://www.zywbbs.com/bbs/read.php?tid=21523&page=e 。〔6/14/2007〕，先生名「德懷」、字「珣」、長號「東美」；光緒二十五年（1899）農歷二月初九日生於今安徽樅陽縣義津鎮雙興村大李庄；父鑒周（號續堂，字新榮）；母，楊太君；先生早孤（二歲前父母雙亡），賴兄長撫育成人﹕長兄道懷（或作書懷），務農；次兄義懷（或作意槐），字「琛」，畢生從事教育，曾任桐中校長，桐城教育局長。復據光緒六年1880《桐城桂林方氏宗譜》，由方義懷（珣），經方鑒周，從流溯源，直接桂林方一世祖方德益，歷歷可考。其縱貫式世系表如次﹕
一世方德益，二世方秀實，三世方謙（士源），四世方圓（茂才）；五世方法（伯通），六世方懋（自勉），七世方佑（廷輔，方氏自此分房下，方佑為中三房），八世方隆，九世方淑，十世方正，十一世方學勤，十二世方大來，十三世方若嵋，十四世方元本，十五世方思孝，十六世方蔭壽，十七世方根桂，十八世方明玉，十九世方悠葵，二十世方鳳儀，二十一世方元譜，二十二世方鑒周，二十三世﹕方道懷、方義懷、方德懷（東美）。
此表既出，對半世紀來外界有關先生家世一切訛傳，一舉廓清！例如向謂先生為以智後裔、或望溪嫡脈，今查皆謬。前者出中一房，後者出中六房，分別為先生之十四世、十六世族祖，三者同宗而不同房。中一房以智傳承桐城派易學四百年；中六房望溪主盟桐城派文學二百載。先生出中三房，得乎其中道，文采哲慧，竟二美兼之，亦天數也。
然而，舉凡「好學、興教、尚節、忠誠、勇敢、實踐、力行」等諸美德，皆方氏共同祖風，堪稱家族徽誌。先世明德，代有達人。例如桂林方初世始祖方德益，捐地修建文廟；十一世族祖方學漸，陽明四傳弟子，為學折衷朱王，尚博綜統會，以布衣而主講壇二十餘年，創「桐川會館」，開講習研討集會結社風氣之先；十四世族祖方以智，尤聲華最茂，為提倡「學習西方科學」之第一人；繼武「東林」，領袖「復社」，痛擊閹黨；拜相西南，力挽殘明，策應鄭成功反攻南京不果，終於身殉，自沉惶恐灘而逝。及先生之世，弱冠之年，即中堅「少中」（「少年中國學會」），策應「五四」，震動東南，復一生實踐「少中」理想，獻身大學教育，弘揚中國哲學精神「廣大和諧」，嘉惠全人；立身處世，挺挺大節，堅持要以文化理想主導現實政治。這一切，不正是桐城方氏祖風家學的具體弘揚和展現嗎？
下文謹依傳主時代為經，親歷事件為緯，粗略勾勒一幅「大哲風貌剪影」，以饗讀者諸君。畫像豈敢？
2． 青年時期 （1899-1829）
荒唐惹禍！
一九一三年，先生十四歲，入桐城中學；一九一七，十八歲畢業，入南京金陵大學預科，次年升哲學系本科。金大為基督教會在華所創最進步高等學府之一。在校四年，跌蕩超彰，卓爾不群，几被開除！晚年回憶起來，笑謂「那是一件荒唐之至的事」引起的。
禍首是當時（1917-8）的名教育家劉伯明教授，也是在校時最賞識他的一位師長。劉教授出身美國西北大學哲學系，擔任過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東南大學（南高）教務長、副校長等；可惜英年早逝（死時才三十六歲）。方老師認識他的時候，自己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但由於家學淵源，從小詩禮傳家，對國學打下了很深的基礎，劉伯明教授和另外一位徐教授都是知道底細的。不久劉教授升東南大學副校長，徐教授被請去做教育學院院長。他倆都是金大的老校友，愛校情深，唯恐一旦離去，中國文化在這家洋學堂裏弄得一塌糊涂，不倫不類，於是乎跑去見校長鮑倫博士，鄭重建議﹕「今後若是金大想聘請教中文的教員，一定要先經過兩個人同意﹕一個是方東美，一個是黃仲蘇。」老師後來補充說﹕「這真是荒唐之至的一件事」。
兩位少年，小小年紀，國學修養，不但名震金陵，居然兼任起教授審查委員來了。這位外國校長倒也為人開明，居然接受。偏偏金大的訓導長，一位留英的王博士根本沒把劉、徐兩位先生的話當真。他沒經過這兩位少年審查委員的同意，就推薦了一位友人到金大當國文教授，開的課是《詩經》。方老師和他那同班的幾位頑皮少年，但個個都是高材生，當老師在堂上講《詩經》講到一個段落，班上馬上傳出聲音﹕「錯了！」先生初不理會，仍然照講不誤；下面又傳出聲音：「又錯了！」如此幾番，先生忍不住了，按住性子問全班﹕「誰說錯了？你來講！」這時方老師和那位名叫黃仲蘇的同學，互相扮個鬼臉，然後既從容不迫又十分頑皮地答道﹕「我們沒有義務替老師代講。因為我們沒有接聘書，也沒有受薪水。」這位老師堅持一定要講。這下方先生才亮出他的看家法寶，把那一段《詩經》講得頭頭是道，使全班同學聽得津津有味。不久同學們對這位夫子先生所開的課紛紛退選了。
注定吃一輩子粉筆灰！
但退選之後，改選什麼課呢？大家一想，改選訓導長王博士所開的那門「宗教哲學」。因為他所介紹進來的先生既不令同學們滿意，他自己便應該負責，賠償大家損失。不料這位身為訓導長、留學英國的王博士親自所開的課，也不令這批少年氣盛但又聰明好學的青年滿意。他們禁不住又重施故技，課堂上「錯了！」「錯了！」之聲，此起彼伏。這位王博士是山東人，氣得幾乎要發山東好漢的脾氣，喝令全班：「誰認為講錯了的，到台上來講！」這批頑皮少年又故意跟老師開玩笑，推說：「我們沒有粉筆。」王博士連忙讓出粉筆。接著他們又推說：「老師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