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謝.致感

謹按﹕關於方東美先生生平傳記資料,向有「奇缺」之憾,本文堪稱最新近、最詳實的初次嘗試。許多內容,首次披露;許多訛傳,一舉廓清;尤其有關其家世譜系部分,係經過詳密考證,多方會勘,反復提問,不厭辯難,而最後定稿者。其歷史文獻價值,不限華語世界,足資舉世學界參考。筆者對中國安徽省樅陽歷史人文學者陳靖先生、譜系專家方伯章先生(先師同輩族親)、《人文桐城》版主程璟先生,以及安徽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陳主任、解答專家cxx先生等,所給予的種種學術專業輔導,人情道義支援,由衷感激。沒有他們這幾位桐樅時賢的仗義慨助,有關一代大哲方東美先生的家世之謎,還會代代訛傳下去,真相煙沒,歷久難明。他們的鼎助,竭心盡力,真是貢獻學界,功在千秋。謹此一並懇致謝忱!

 

述小事,懷大哲

--東美先生逝世卅周年紀念

孫格拉底

                                      左方東美教授,右作者,1974年夏,

                                                  攝於台灣桃園腳板山。

 

     

「我是在寫傳記,而非寫歷史。何況某人最突出的成就,未必就能最突顯其優劣短長。往往一件瑣事,一句話,一次玩笑,使其性格流露遠甚於百戰喋血,殺戮萬千、陣容堂堂,點校雄師、以及攻城略地等。故肖像畫師寫真,特重面貌眼神,而性格流露其中(所謂傳神阿堵);至於人體其它部份,則不甚措意。同理,對凡足傳傳主性格之事,容某特多著墨;至於細說豐功偉績,則只好另待高明了。」     

            ---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卷二,〈亞歷山大大帝〉

 

「親朋好友與學生們僅僅知道他是一個學者,一個嚴肅、剛正,不求名利、不苟言笑、不易接近的哲學教授。我相信唯有我真正能夠了解他的直率、天真、和純樸這一面,因為五十年來我們朝夕相處。雖然他『望之儼然』,而事實上卻極重感情,也有豐富的想像力。」

    ---- 方高芙初夫人,〈東美與書

 

最近台北友好轉來消息,《傳記文學》將於本年(2007)六月出《方東美先生專號》,我提供一篇生活化趣味化的傳記小品資料,對象為一般青年讀者; 避免高頭講章,枯燥乏味;文字上也要力求顯豁易懂。

我想,這一切吩咐,說得也對。《傳記文學》原本不是高談哲學的園地;它、是傳人為主。為了勉強交卷,使我不禁想起那位西洋傳記文學鼻祖普魯塔克(Plutarch)來了。上引寥寥數語,對摸索中的個人而言,的確啟發非淺。

慚愧的是,區區不但不會寫歷史,也不會寫傳記,更不敢奢望嘗試傳記文學;頂多只能算懷師憶往,愛講點真話罷了。想來友人和編者之所以會考慮到我,也許多少因為我過去寫過〈學生時代的方東美先生〉,〈沉靜中之追億——東美先生其人、其學、及其志業〉,拙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譯序〉,以及〈附錄﹕著者簡介--大哲風貌剪影〉之類雜著的緣故罷。好在這些舊作,大多已經載網,一索即得。[1] 

說來感愧萬千,今天先師逝世整整卅周年了,大陸上學界紛紛推崇他老人家是「民初以來,真正學貫中西的哲學大師!」「一代碩儒,民國以來,我國在哲學上真正學貫中西第一人!」……。北大、南大、清華、夏大等中國一流高等學府不斷有青年學者,以研究方學為題,撰寫博士論文。然而,至今我們還沒有一部翔實而完整的《東美年譜》,更別說夠學術專業水準的《全傳》了!值得欣慰者,根據我最近兩次出席歐亞舉辦比較哲學會議的經驗,得與大陸少壯學者相接,獲悉兩層現象﹕(1)有的系所行政領導並不諱言,在大陸上研究某某某的、比研究方東美的還多;(2)但也有學者坦率表示,發現方著之後,有興趣深入研究者,愈來愈多,好像在思想上發現一片新天地、新大陸似的。

關於第一層現象,不難理解。因為他們接觸方著為時較晚;《方東美全集》黎明公司前年才出齊(2005年冬),目前大陸還沒有簡體版;僅有十一年前薄薄一冊選集《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方東美卷》(1996,劉夢溪主編,黃克劍、王濤編校)。據悉有關研究方學的著作,除若干學術論文外,三年前才有一本專著《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方東美思想研究》(2004,蔣國保。余秉頤著)。更有趣者,大陸學界對其哲學立場定位問題竟引起爭議,認為當屬「新儒家」?抑「新道家」?雙方各陳理由,幾乎演至筆仗,如蔣國保與胡軍教授等。然而,真理越辯越明,我倒認為這是個好現象,可喜可嘉。

無論如何,中外學者探索方學的興趣,可說才剛剛開始,一切方興未艾呢。在這種大環境氛圍之下,友好和編者屬我稍盡綿薄,提供一點傳記資料,在我是義不容辭的。我只想在原有的資料基礎上補充一點新的,修正一些舊的;同時乘此機會,使外界對他的一些不幸誤會或訛傳,稍得澄清或辯釋;筆者但求言必有徵,使年青一代對我們這位「真正學貫中西的哲學大師」能夠產生真正的同情欣賞,如實了解,然後再根據自己的秉賦條件,盡性發展,而接其棒、站其肩,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在方法態度上、在胸襟抱負上,師其意、尚其神,「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超乎其上」!這正是我們這些後死者的責任,也正是他本人期許的﹕他期待中國的未來要一代比一代偉大,不是一代比一代渺小!

 拙文不逮之處,祈大雅共正之。

 

    

對面相遇人不識!

            說來難以置信,先生早慧英發,名高當世,為何他的傳記資料卻這般出奇地缺乏?過去抗戰期間,只有前北大哲學系主任賀麟教授在《當代中國哲學》中對他作過簡要的評介。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期待一部翔實可信的《年譜》及《全傳》。

記得以前臺大外文系王文興教授,和我同學時,說過這樣一句笑話﹕「文學院學生五六百,別說很多人沒聽過方東美的名字,沒上過他一堂課,念過他一本書;就是進進出出文學院同一座大門,對面遇著,也不知道誰是方東美!」他真不是位「聞者」。自從一九五六發表〈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一文、幾乎闖禍之後,他給自己立下了一條戒﹕(十年)不作公開講演,不接受刊物邀稿。 雖總統府邀請講學,也斷然謝絕!還把傳話的官員痛斥一頓。他、要沉潛用功。

說到他的沉潛用功,真令人嘆佩。青年時他就對佛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但心知其難。發誓不下四十年苦功,決不開口(亂談佛理)。說到做到。一生不寫日記、不寫自傳、讀書不做筆記、友人來信向不作復,自嘲「竟因此成名!」

他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內心的精神世界,只偶爾反映在他那上千首凝練精美的詩詞《堅白精舍詩集》。後人要想了解他的生平,真有“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之嘆哩。

參考經典.權威之作

一九七九年,某次方師母高芙初教授對我笑說﹕「你們老師二十九歲跟我結婚。他二十九歲以後的事,我很清楚;二十九歲以前的,我並不清楚,反倒不如孫先生,你那篇介紹老師學生時代的文章,現在竟成了這方面唯一的參考經典、權威之作了!」

說來慚愧,全是偶然。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臺北耕莘文教院邀請方先生發表罕見的公開講演〈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主辦人陸神甫——也許正是因為對先生所知不多吧——臨時請我致辭介紹其治學及為人。事後不久,台北《文化復興》月刊主編祿耀東教授學長向我敦邀,自負「沒有催不到的稿子!」竟派編輯先生到舍下索稿,要立等可取;我只好倉促應命,粗略可想;急就章,沒寫完,自己喊卡,連標題〈學生時代的方東美先生〉都是靠祿兄靈感,當下拈加的。後來收入楊士毅先生一九八二主編的《方東美先生紀念集》。

當時,筆者出國九年才回母校台大服務,暫領系務,對先生原有一系列艾克曼式的訪談計劃;可惜也只進行了幾次,便由於教學行政兩忙而飲憾中輟了。拙文報導內容,雖吉光片羽,但完全根據當時第一手、直接訪談資料,且經傳主親自過目,訛謬減至最少,旨在破除外界對先生的若干誤解或假象。拙文發表後,果然很多人都敢來和大哲親近了——從青年到老年!如秦賢次、楊士毅先生等。凡誠心向學,實事求是者,老師雖已高齡七十四了,依然誨人不倦,問無不告,而且親復。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那篇速寫拙文,記得是這樣開頭的﹕

首先,我想破除一項外界對方先生的普遍誤解,通常一般都以為他不容易親近。外界一般人的印象,東美先生不但是國際上最負盛名的中國哲學家,而且看起來非常嚴肅,使人望而生畏,甚至怕怕:他目光炯炯,寒鋒逼人。我當學生的時候,是不大敢隨便向他問問題的,別的同學也多半是不敢隨便向他問問題的。方先生治學的嚴格和一絲不苟,是有名的。相信凡是早期中期上過他課的朋友也都領教過,而大有同感吧。

誠然,東美先生一生,從早年、壯年、中年、一直到晚年,都令人覺得是一位積學高慧、才氣蹤橫、而又正氣凜然的人物。然而他有熱情、有理想、有抱負、有操守、立身處世,挺挺然有大節,方正不阿,真有「雪壓寒岑。壁立千仞」的氣概。因此,總不免予人一種挺拔孤峭,而多少有點「拒人千里」的印象,就是一般所謂的「不易親近」。今天我願意以八個字來驅散掉這層表象和錯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好像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講過,一般情形,一個人的生平發展最重要的階段就是青年定型期,廿五六到卅吧,過此以往,只是續集。歐洲偉大的哲學詩人哥德親作《自傳》,也只是寫到廿六歲而已,後來但屬次要。

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哲學心理學家丹納(Hipolyte Adolphe Taine)提倡文藝作品研究「種族、環境、時代」三要說,啟自孔德的實證主義,呼應斯賓塞的社壓決定說(Social Pressure Theory),最後演變成斯鏗納的「環境決定論」、「反個性論」、「自由、尊嚴免談論」!誠然,環境對個人的發展有其相當的影響;但影響不等於決定。否則,天下只有時勢造英雄;哪有英雄造時勢!故「混影響為決定」的謬誤,千萬莫犯。小赫胥里偏偏就不信邪,他引述美國前輩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妙語,反詰道﹕「難道說,假若莎士比亞小時得病,一命嗚呼,那麼他故鄉鎮上、同街同里、某位英國婦女非得再生出個小莎翁、還要生得一模一樣不可嗎?」[2]  孿生兄弟姊妹,性情都不完全一模一樣,何況其它!我們怎能忽略「遺傳獨特性」(genetic uniqueness)?誰要是不信人間真有天才,請他看看莫扎特的例子吧,五歲作曲!所謂「遺傳獨特性」之所以成為可能,借佛學的名詞說,乃是由於種種相關要素的「因緣和合」(configuration of manifold relevant factors);換言之,由於組合的法式不同,才形成個性的獨特。

因此,我們勾勒方先生的傳記,特別著重其青年時期。同時,稱述其特殊的成就與貢獻時,雖不忽略環境對他的影響,但更注重其性格的獨特性。性格決定命運說,雖非絕對真理,但不無見地。無非強調表示﹕不同的性格,處於相同的環境下,反應的法式不同,後果結局自然大不一樣。如斯而已。

 博大通人!

            一九六四年夏,先生出席檀香山夏威夷大學舉行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以禪慧機鋒挫銳英國學者芬里教授(Professor J. N. Findlay),大放異采,名震國際(詳下)。記者好奇,紛紛發問。

            「閣下在哲學上持何見解?屬何宗派?」

            「很難說。說了你也不大相信:在家學淵源上、我是個儒家;在資性氣質上、我是個道家;在宗教欣趣上、我是個佛家;此外,在治學訓練上、我又是個西家。」

            「請問如何可能?」

            「那是個事實!」先生如是答。[3]

上引對話,寥寥數語,堪稱世上最簡短的哲人自傳。               

先生幼承家學,尤以博綜著稱,兼中、印、希、歐四大文化宗傳;統科、哲、藝、教四大學術領域;集儒、道、釋、西四大思想源流於一身。這種類型的「真正學貫東西的哲學大師」,不愧是位曠世罕覯的碩學通儒。西人一見,豈有不驚之理,難怪發問!

既然如此,我們該怎樣給他定位呢?--「博大通人」。這話可不是筆者胡亂編撰,阿私吾師。那是六十年前,一九四七,台灣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敦請先生飛臨台灣,下塌台中市謝東閔先生府上,並作全島巡回講演,安慰同胞。先生不諳台語,又不會國語,只會淮河流域一帶的安徽桐城方音。居然透過翻譯,發表親切的談話,所到之處,能使聽眾為之感動下淚,至於痛哭流泣。與其說是他口才好,辯才無礙,不如說是他品格好,學問好,才能這樣地真摯感人。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南京中央大學禮堂。當時國民政府一批腐敗無能的接收大小官員,居然開口閉口,甚麼偽政府、偽幣制、偽人民、偽學生……。先生聽了憤慨,怒斥道﹕「天下只有偽政府、偽幣制,哪有偽人民,偽學生的!……」登時整個中大的禮堂哭成了一團。

那次先生在台灣,除了宣慰同胞之外,在謝東閔先生的宴邀下,更與台中二水鎮老一輩精通漢學的學者詩人們詩酒唱和。[4]他平生絕少飲酒,那次卻例外破戒,可謂隨緣從權。當地的新朋友,根據莊子,奉上「博大化人」的尊號。先生謙謝不獲,終於笑納。「博大化人」就是「博大通人」,一義之轉。

由上可見,他平生治學博綜之外,更可貴的是其人格的高尚真誠,尤富正義感。吳經熊博士特別稱贊他「理智清晰」而「感情醇烈」,「悲智雙運」,「情理圓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愛國學人。」[5]真是慧眼燭照,千古的論。我嘗說,了解先生其人,說易實易,「真」字訣也;了解先生其學,說易實易,「通」字訣也。介紹先生其人其學,從這兩字著眼,借用陽明先生的話說,正是抓住了一個「大頭腦處」。開宗明義,可以藉此向青年朋友介紹其第一殊勝之處。

從這個「博大通人」的雅號著眼,不是比爭議他是甚麼「新儒家」、「新道家」、或其它甚麼「家」之舉,更有意義嗎?何況,但就他作為一位中國哲學的大代言人而論,他早已明明白宣稱,主張「儒、道、釋、新」四大思想主潮兼綜說。說他「堪稱」新儒家、新道家等,俱各成立;因為哪家他不「堪稱」呢?是儒家、而不限於儒;是道家、而不限於道;是釋家、而不限於釋;是新儒家,而不限於新。縱說他是位「對某部份新儒家的批評者」,也不為過。四十年前,筆者在美國南伊大留學時曾和同學談論這個問題,笑道﹕「方老師為學的風格是“uncategorizable!”」即不可以「鴿籠化」(pigeon-holed);是謂「大哲不器」。吳森學長贊同,譽為「羚羊掛角,無跡可尋!」[6] 茲借莎翁〈羅密歐與朱麗葉〉雋語,聊以解頤﹕「玫瑰易名,何改其芬!」原文﹕“The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just as sweet.”(「玫瑰、無論給他起個別的甚麼名字,嗅起來還不是同樣芬芳!」)

 

1、        家世.家學

「那就夠了!」

姑舉台大逸事逸聞一則。某次、哲學系郭文夫教授(從師十三年),為了某句文義請教先生,先生答後不久,文夫拿去詢問中文系某教授,所獲答案竟然不同。及再請益確認,得到答復是﹕「請轉告他﹕這是你老師講的。他若問你,你老師姓誰?——姓方;哪裏人?——安徽桐城。那就夠了!」

文夫後來對我說﹕「看來老先生對他那桐城家學十分自負!」我笑道﹕「老先生是有這個資格的。」但看桐城大方族由元末至清六七百年來的學術輝煌史,你就明白了。大方族又名「桂林方」。原來他家明代六世祖方懋一家「五龍」, 中三房七世嫡祖方佑(廷輔),首中進士、一門登科;吏科給事中王瑞題「桂林」於其門,取「折桂登科如林」之意。桐城向有「文都」之稱,而以桂林方氏最稱佼佼。

            一九七三年七月下旬,我應聘回母校台大服務,途經香港訪友陳特、及何秀煌二兄。事聞於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先生。蒙三位前輩宴我于鹿鳴春;次日徐先生復邀我至半島酒店喝咖啡小敘。談次問及方先生是否安徽桐城人?我說是的。他立刻應聲讚道﹕「桐城方,都是大人物!」

讀者好奇,欲知其故,按史即得。略言之,方氏家族之輝煌史,歷時四千七百餘年﹕炎帝孫、始祖雷方氏,聯軍軒轅,共破蚩尤,讓帝位不居,功封方山而得名;黃帝後納雷女(縲祖)為妃,生少昊;周賢臣方叔之後,代出人傑,昭在史冊,歷歷可考。《方氏血脈譜》東晉成帝咸康二年(西元336)御題為「名家盛典」;大宋狀元宰相文天祥序《方氏族譜》曰﹕「方氏之顯於周、漢,以達我朝,聲光顯赫,流澤及後者,何其盛哉!」至於桐城方氏,台灣梁實秋先生與大陸錢理群先生均異口同辭,譽為「中國第二大文化名門」,「僅次於曲阜孔氏」!言不虛美,足透消息。

今據安徽樅陽市譜系專家方伯章老先生、歷史人文學者陳靖先生之最新考證,先生為桐城桂林方第二十三世,中三房七世嫡祖方佑(廷輔)之後。佑有明代「真御史」之美稱,惜性方剛,忤宦,遭廷杖,謫遷湘桂。然「桂林方」之得名,固因「五子登科」,然佑首中進士,居主要關鍵終於「桂林府」任,蓋因緣前定耶?此層發現證實,於正確了解先生先世譜系傳承,至關緊要。

據陳氏新作〈方東美先生家世考〉 http://www.zywbbs.com/bbs/read.php?tid=21523&page=e 。〔6/14/2007〕,先生名「德懷」、字「珣」、長號「東美」;光緒二十年(1899)農歷二月初九日生於今安徽樅陽縣義津鎮雙興村大李庄;父鑒周(號續堂,字新榮);母,楊太君;先生早孤(二歲前父母雙亡),賴兄長撫育成人﹕長兄道懷(作書懷),務農;次兄義懷(或作意槐),字「琛」,畢生從事教育,曾任桐中校長,桐城教育局長。復據光緒六年1880《桐城桂林方氏宗譜》,由方義懷(珣),經方鑒周,從流溯源,直接桂林方一世祖方德益,歷歷可考。其縱貫式世系表如次﹕

     一世方德益,二世方秀實,三世方謙(士源),四世方圓(茂才);五世方法(伯通),六世方懋(自勉),七世方佑(廷輔,方氏自此分房下,方佑為中三房),八世方隆,九世方淑,十世方正,十一世方學勤,十二世方大來,十三世方若嵋,十四世方元本,十五世方思孝,十六世方蔭壽,十七世方根桂,十八世方明玉,十九世方悠葵,二十世方鳳儀,二十一世方元譜,二十二世方鑒周,二十三世﹕方道懷、方義懷、方德懷(東美)。

 

此表既出,對半世紀來外界有關先生家世一切訛傳,一舉廓清!例如向謂先生為以智後裔、或望溪嫡脈,今查皆謬。前者出中一房,後者出中六房,分別為先生之十四世、十六世族祖,三者同宗而不同房。中一房以智傳承桐城派易學四百年;中六房望溪主盟桐城派文學二百載。先生出中三房,得乎其中道,文采哲慧,竟二美兼之,亦天數也。

然而,舉凡「好學、興教、尚節、忠誠、勇敢、實踐、力行」等諸美德,皆方氏共同祖風,堪稱家族徽誌。先世明德,代有達人。例如桂林方初世始祖方德益,捐地修建文廟;十一世族祖方學漸,陽明四傳弟子,為學折衷朱王,尚博綜統會,以布衣而主講壇二十餘年,創「桐川會館」,開講習研討集會結社風氣之先;十四世族祖方以智,尤聲華最茂,為提倡「學習西方科學」之第一人;繼武「東林」,領袖「復社」,痛擊閹黨;拜相西南,力挽殘明,策應鄭成功反攻南京不果,終於身殉,自沉惶恐灘而逝。及先生之世,弱冠之年,即中堅「少中」(「少年中國學會」),策應「五四」,震動東南,復一生實踐「少中」理想,獻身大學教育,弘揚中國哲學精神「廣大和諧」,嘉惠全人;立身處世,挺挺大節,堅持要以文化理想主導現實政治。這一切,不正是桐城方氏祖風家學的具體弘揚和展現嗎?

下文謹依傳主時代為經,親歷事件為緯,粗略勾勒一幅「大哲風貌剪影」,以饗讀者諸君。畫像豈敢?

 

2. 青年時期 (1899-1829

荒唐惹禍! 

一九一三年,先生十四歲,入桐城中學;一九一七,十八歲畢業,入南京金陵大學預科,次年升哲學系本科。金大為基督教會在華所創最進步高等學府之一。在校四年,跌蕩超彰,卓爾不群,几被開除!晚年回憶起來,笑謂「那是一件荒唐之至的事」引起的。

禍首是當時(1917-8)的名教育家劉伯明教授,也是在校時最賞識他的一位師長。劉教授出身美國西北大學哲學系,擔任過南京金陵大學哲學教授、東南大學(南高)教務長、副校長等;可惜英年早逝(死時才三十六歲)。方老師認識他的時候,自己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但由於家學淵源,從小詩禮傳家,對國學打下了很深的基礎,劉伯明教授和另外一位徐教授都是知道底細的。不久劉教授升東南大學副校長,徐教授被請去做教育學院院長。他倆都是金大的老校友,愛校情深,唯恐一旦離去,中國文化在這家洋學堂裏弄得一塌糊涂,不倫不類,於是乎跑去見校長鮑倫博士,鄭重建議﹕「今後若是金大想聘請教中文的教員,一定要先經過兩個人同意﹕一個是方東美,一個是黃仲蘇。」老師後來補充說﹕「這真是荒唐之至的一件事」。

兩位少年,小小年紀,國學修養,不但名震金陵,居然兼任起教授審查委員來了。這位外國校長倒也為人開明,居然接受。偏偏金大的訓導長,一位留英的王博士根本沒把劉、徐兩位先生的話當真。他沒經過這兩位少年審查委員的同意,就推薦了一位友人到金大當國文教授,開的課是《詩經》。方老師和他那同班的幾位頑皮少年,但個個都是高材生,當老師在堂上講《詩經》講到一個段落,班上馬上傳出聲音﹕「錯了!」先生初不理會,仍然照講不誤;下面又傳出聲音:「又錯了!」如此幾番,先生忍不住了,按住性子問全班﹕「誰說錯了?你來講!」這時方老師和那位名叫黃仲蘇的同學,互相扮個鬼臉,然後既從容不迫又十分頑皮地答道﹕「我們沒有義務替老師代講。因為我們沒有接聘書,也沒有受薪水。」這位老師堅持一定要講。這下方先生才亮出他的看家法寶,把那一段《詩經》講得頭頭是道,使全班同學聽得津津有味。不久同學們對這位夫子先生所開的課紛紛退選了。

注定吃一輩子粉筆灰!

但退選之後,改選什麼課呢?大家一想,改選訓導長王博士所開的那門「宗教哲學」。因為他所介紹進來的先生既不令同學們滿意,他自己便應該負責,賠償大家損失。不料這位身為訓導長、留學英國的王博士親自所開的課,也不令這批少年氣盛但又聰明好學的青年滿意。他們禁不住又重施故技,課堂上「錯了!」「錯了!」之聲,此起彼伏。這位王博士是山東人,氣得幾乎要發山東好漢的脾氣,喝令全班:「誰認為講錯了的,到台上來講!」這批頑皮少年又故意跟老師開玩笑,推說:「我們沒有粉筆。」王博士連忙讓出粉筆。接著他們又推說:「老師的難題出得不公平。因為國學方面,同學中有的人家學有底子;對這門西洋學問宗教哲學嘛,大家過去沒底子,怎能上台代講呢?」老師一聽,分明這批小子示弱了,堅持得越發起勁,非推人上台來講不可。這下子,「方東美」三字又轟地一聲爆了出來。方老師在這種情形之下,被推上了講台,從他老師王博士的手中接過粉筆,好像接力賽跑似的。沒想到,這下子注定了他一生的命運:吃了整整五十多年的粉筆灰!

方老師步上講台,心裏明明知道,這是一場不易得勝的險仗,但又不能臨陣脫逃。一想有了!幼年在家讀過的子部裏有《孫子》。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分明提示智為首德;又有「避實擊虛」;「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因敵變化以致勝」等作戰指導策略。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頭,說道:「老師講的是西洋學問、宗教哲學,學問內容是大家過去毫無基礎的;但所用的課本是英文。根據英文的正確瞭解,老師方才對內容的解釋,實在頗有值得商榷的餘地。」說著便用粉筆,把書中某段某句用圖解法(Diagram)全部畫在黑板上。然後再就句子的結構、文義的主從關係等,對全句整段的意義做了一次修正和補充發揮,贏得全班同學由衷的喝彩讚嘆。這樣一來,使這位王博士也不得不對小小年紀的方東美刮目相看了。從這件小事看來,足以顯示﹕方老師在少年時期已經是多麼地膽識俱足,機智過人﹕他的國學根底壓倒了國文教授,英文造詣難倒了留英博士,這是一位多麼才氣奪人的翩翩少年!

不打不相識

據說王博士本人倒是一位很誠懇的老實人。他有時找方老師聊天,承認自己的天分不高;他之能在英國得到博士學位,全靠苦讀;以及如何在教會修道院裏接受嚴格訓練,背書背不出時常挨打手心;幾乎成了習慣,若有三天不挨打,手心反而感到不舒服云。這番話,一方面使方先生感到老師的誠實可愛,真應了「不打不相識」那句古話;注意﹕像這類「不打不相識」的經驗,方老師一生不知享受過好多次。同時,另一方面,王博士的這番話更使他對舊制的教會大學教育深為不滿,私下竟然和同學商量起如何改革教會大學教育制度維護教育主權完整來了。

熱血漢子. 真革命家

說道到這裏,使我我不禁想起一位方老師並不認識的知音——王崇五先生來了。李敖和我都稱他「王老伯」的,是山東日照人,早年留蘇,加入過共產黨,還主編過《紅旗》,後來卻改入國民黨,擔任過國民政府最後一任濟南市長。一九七三年,我離台九年後回母校台大服務,禮當前去拜望一下這位世伯(他長子裕珩是我台大同班摯友)談次、自然提到方老師﹕「(你們)外面都把方老師只當作是位大學者、大教授看,是未免小看了方東美!據我看來,方東美才是個真正的革命黨!」乍聽之下,不免詫異,心想方老師連個甚麼黨證都沒有,他算甚麼革命黨!繼而一想,王老伯的話指的是「革命家」。革命家必須有革命的精神,就是要對某一特定的社會環境種種不公不義的現狀,有打不平的決心,有另類的思考,有道德的勇氣,有革故鼎新打破舊局的能力;總之,要膽識俱足,義理擔當。至於有無甚麼黨證,則並不相干,也不重要。方師早年是「少中學會」的傑特中堅人物,針對當時社會上官場風氣的腐敗,曾在會中發言,慷慨陳詞,主張「除打破,無二法」!其勇決氣魄,真有革命家精神!自從那次與王老伯談話以後,我對方師的觀察,就多增加了一個相度。發現若是忽略了他「革命家」的性分,就忽略很多,真是未免小看了他!他不但有菩薩心腸,還有霹靂手段 ,甚至還會威脅要「揍人」! 在金大,他最痛恨一批不重中國文化、吹捧洋人校長,把持校政,騙取教育權到手的洋奴買辦型教授。某次,他以學生自治會長身份,率領多人,把一位只會說洋文、姓印的教授,強拉去見校長,逼他非撤回某樁歹計不可,否則將飽以老拳——把你揍死!」印某嚇得只好屈服。可見方師青年立身,高尚其志,讀書發奮用功,強探力索,超凡學好外文,一心深入西方哲學與文化堂奧,鍊好「武」功,是志不在小的。初進「少中」時,有人譏笑他是個浪漫詩人,會友鄧中夏(後成傑出的共黨領袖)聽了,眼珠子一登,喝道﹕「你瞎了眼睛!方東美乃是熱血漢子!」鄧被殺後,方師傷痛不已,認為那是共產黨的大損失,也是中國的大損失。

這種真革命家的精神情懷,不必要只表現在政治活動上,在治學運思上一樣管用。他晚年提倡「創造的思想」,勉人要多作「文化動物」,不要只做「政治動物」, 是寓意遙深的。

維護文化教育主權完整.因禍得福

接著我們應該稍談一下,方師當年怎樣本著這份愛國家、愛文化的革命精神,面對洋人教會大學校長,侃侃而談,堅持要維護「國家教育主權完整」的一段英勇事跡。真不愧青年革命家!

俗語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方老師正當少年春風得意、校園闊步的時候,金大教授團會議忽然爆出「開除方東美」的提案。罪名是「學生方東美,於星期日在大學禮拜堂做禮拜時,不遵守校規讀聖經,而看小說,經牧師查明屬實,應予開除學籍,以儆效尤。」真正的原因,據事後瞭解,是方師少年氣盛,鋒芒畢露!其實,他到老年氣也不衰呀!平時在教會大學,不知得罪了多少牧師教授,而他的學業成績又卓越出眾,好得無懈可擊。但從學校眼光來看,方師那批中國少年,經常書生浮議,批評校政,個個顯得都「不老實」。學校當局不得不痛下決心,嚴懲禍首,又苦於「師出無名」。正巧他在教堂做禮拜時偷看小說,被當場逮個正著,大好機會怎能錯過?於是提到全校教授團會議,主張「開除」,目的是殺雞嚇猴,想嚇唬一下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國少年罷了。也許一經其他教授講情,就改記一次大過了事。殊不料正在千鈞一髮,緊要關頭,教授團中突然殺出一位程咬金,就是哲學系的美籍教授漢密爾敦博士(Dr. Clarence Hamilton)。方師在金大念的是哲學系,正是他平時最賞識的得意門生。漢氏思想開明,為人公正,也不滿教會大學的某些制度和作風;這時他從教授座中徐徐起立,向大會鄭重提出一項新案:建議「要求趕緊把金陵大學關門」!然後再說明應該關門的理由。他認為,辦大學應該有大學的教育宗旨,教會大學也不例外。大學教育的宗旨,是為了培養未來社會上各界優秀的領袖人材。這就是教會大學與傳教士訓練班不同的地方。我們不能完全忽略一位優秀青年內在的才華與潛力,而只因為一件在教堂裏不守規矩(不讀聖經,而看小說)的小小過失,就把他拒之於大學校門之外。請問我們在華創辦教會大學的教育宗旨何在?若是沒有正確的大學教育宗旨,這樣的大學,早已失去了它據以存在的理由(raison d’κtre)了!此議一出,全場諤然。原先的開除案,經此一駁,無人附議,也就不了了之了。方東美的「不守校規」和漢密爾敦博士的仗義執言,妙語解紛,馬上都傳成了金大的校園佳話。晚年每逢談起這段少年時代的得意往事,方師往往還很風趣地加重補上一句﹕「我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都是在教堂裏面做禮拜的時候,偷偷讀完的哩!」

經過這次險被開除的風潮,方師因禍得福。會議之後,不久校長召見。校長鮑倫博士(Dr. Baldwin)直問他何以與一些同學專門跟學校搗亂?跟老師作對?誰知這位二十歲不到的在學青年,面對著堂堂大學校長,居然侃侃而談,暢論大學教育之道,聲明並非跟學校故意搗亂,而是不同意學校的許多作風與制度。他說:辦大學教育要有大學的教育精神,要禮聘真正的教育家,來教育青年,不可以將教會傳教士訓練班的那一套搬到大學裏來,修道院可以大學化,大學不可以修道院化。同時指出當時金大教育的危機和弊端:第一、自從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之後,中國已從次殖民地的地位中站起來了,西洋教會想要在中國立足發展,一定得多瞭解、多尊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應該加強並著重在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等文史方面的課程,過去由教會人士一手引進的文史教員多半不是這方面第一流的學者,濫竽充數,不能令學生滿足。第二、金大當時是教會大學,從未向中國政府當局立案,絲毫不尊重中國的教育主權,今後中國教育制度走上了軌道,金大再若不向中國政府申請立案( 而只向美國政府立案),則所發的(紐約市立大學)文憑,不為中國政府承認,影響畢業生前途非淺。以上兩點,全為學校教育前途看想,希望校長考慮改正。校長聽了,覺得實在有理,非但沒有責怪這位傑出優秀的中國青年,反而頻頻點頭稱善,建議兩點,全部採納。後來金大的文史課程師資陣容加強了,學校也向中國政府教育部正式申請立案了。而且還培養出兩位中國的教育部長,就是比方老師晚三班、出身金大的杭立武先生,和後來在台灣的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

也許基於親身的經驗吧,方師教學,對「調皮搗蛋」的青年情有獨鍾,認為越是這樣的學生,才越是「孺子可教」!不過,先決條件是﹕「做老師的要像個老師的樣子」!

一段中西學術奇緣

說到方先生和這位早年救命恩師,還另有一段更深層的學術因緣,就是透過 他們那班優秀的中國少年,居然影響到洋老師,使他把唯識宗佛學終於打進了西方學術界。值得大書一筆。

原來漢彌爾敦博士,不僅是位傑出的教會大學教育家,而且對佛學、尤其是唯識學,有濃厚的興趣。他下過二十多年苦功,精研唯識,把《唯識三十頌》翻成英文,風行歐美,成為西方人研究唯識的權威學者和先驅。四五十多年前,到過臺灣,訪問東海大學;那時他已高齡八九十歲了,依然健步如飛,打乒乓球,爬山越野,許多年輕人都不是他的對手;退休後一直隱居在俄州歐柏林(Oberlin)。六年代方師在美講學,還專誠去拜訪他這位四十多年前的恩師。兩位老先生,一個白髮如銀,一個也是鬢髮蒼蒼了,談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都笑不可仰。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幅「尊師重道圖」!

老師笑問﹕「你知道,我以一個西方基督教傳統中長大的人,怎麼會對佛學唯識感受興趣呢?」弟子還未及回答,「還不是你們那班南京金大的中國頑皮少年引起的?」說到這裏,主人自己也不覺莞爾笑了。接著道出了這段中西學術史上的小公案。原來當時這批以方東美為首而又好學深思的中國青年,的確使金大學校當局十分頭痛。起初懷疑這批學生的搗蛋作怪,很可能與宗教信仰、哲學思維、乃至文化背景有關。某日,漢氏在校園操場散步,看見一個青年坐在球場旁邊,正聚精會神地看一本書。他好奇地走過去,向那位青年望望,問他看的是什麼書?「《唯識三十頌》。」聽起來好新奇的名辭啊!向他借過來,翻了翻,看不出什麼名堂但知道是本關於佛教哲理方面的書,心中恍然大倍,原來如此!於是又問那位青年能否借給他仔細一讀?那青年倒出人意外地大方:「既是老師有與趣,就送給您吧!我到和尚廟裏再找一本就是。」印送佛經,本來就是可以消災的,何況還可以增進功德哩!而楊仁山居士創辦的「金陵刻經處」,就在附近不遠。

漢氏中文頗有根底。拿回去一看,似懂非懂,不過他覺得既是談佛理的書,想必有些道理,可以支配人心,難怪有許多中國青年對基督教有不接受、甚至排斥的傾向,值得省思、尋味。乍看來《唯識三十頌》薄薄一冊,篇幅不多;他拿起筆來,打算把它立刻翻譯成英文。不料愈研究,愈覺得它道理深奧;愈思量,愈莫名其妙,正應了佛家所謂「由迷轉悟」和「悟後轉迷」。他發誓非搞通其中的思想不可!誰知一搞搞了二三十年,總算將它搞出來了。這是《唯識三十頌》第一次打入英語世界。

況且,他又是《大英百科全書》關於中國哲學與佛學方面的特約撰稿人,其中〈熊十力欄〉,就出諸漢氏手筆。現在歐美,凡是治中國哲學與佛學的人,無人不知Dr. Clarence Hamilton 的鼎鼎大名的!誰知這段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公案竟與幾個調皮搗蛋的中國少年有關?若不是漢氏多年以後親自道出,誰能相信?這不正也印證了佛說「緣會」、「因緣和合」嗎?方師少年時期的鋒芒畢露,說不定是為了哪樁大事因緣呢!

與杜威無緣

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來華講學,次年南下到南京講學。方師代表中國哲學會南京分會向杜威博士致歡迎詞(這份英文原稿,一直保存方府)。金大第一位教他西洋上古哲學史的就是杜威。起初,他對思想史學者的杜威還很欣賞,後來就發現他與哲學家的杜威根本無緣,尤其不喜歡杜所提倡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所以師弟兩人很早就分道揚鑣了;但卻盛許杜威人品敦厚誠摯,不愧君子云;方師晚年對我說﹕「老實說,若是要認真地講杜威,杜威還是有得講的。但絕不是胡適之那樣子的講法!」恐怕其從不多談杜威,與其說是他不好杜說,不如說是他更討厭胡說吧。

策應五四.震動東南

方師好學深思,志懷瑰瑋,平日除用功讀書外,更深深關切世局國運,絕非高踞象牙之塔,袖手心性的玄想家之比。弱冠之年,創辦中國哲學會南京分會,兼首任會長。五四時京滬一帶學生愛國運動風起雲湧,震及東南,舉國翕應。方師實直與其事,且為關鍵人物,一手策劃。功成弗居,世鮮聞知。時任金大學生自治會長,兼校刊「金陵光」總編輯,與五四次日從北方南下的北方學生領袖羅家倫、段書貽等訂交,結成終身好友。說來弔詭,北京爆發五四運動那天,胡適人在上海,接待洋老師杜威,他自己何嘗預料得到?世人卻常把「胡適」、「五四」相連一起;先生坐鎮南京,運籌帷幄,親自指揮東南學運,主導一切,竟然外界不傳,先生本人也絕口不提「我與五四」如何如何!先生與胡適大異,可見一斑。

數風流人物,還看少中!

            先生一生從未參加任何政黨組織,然與「少中」卻情誼深厚,緣結不解。會友南京市長、留德水利工程專家沈怡博士說他是「少中」精神的實踐者,與創會人王光祈博士並稱「少中」兩大完人。

支配中國甚至世界歷史的兩件大事,一是「五四」,一是「少中」,青年方東美都正好趕上,而且扮演關鍵角色。「五四」、在北方真正的指揮官是李大釗;在南方則完全得力於「少中」,而方師為主謀。他 畢生三有大痛憾,皆不離「少中」﹕一是五四次年,一九二○,先生年少氣盛,義正辭嚴,以「七不可」致書會長,苦諫應以會務與救國大業為重,而揮慧劍、斷情絲,割斷與吳二小姐之戀愛(其父即提倡隻手打倒孔家店之四川老英雄吳虞);光祈斷腸去國,改習音樂,英年客死他鄉;致使「少中」群龍無首,提早瓦解。六十年後,先生晚歲憶及,猶憾「伯仁為我而死!」二是一九二五年上海左舜生寓所之會,由於左右分裂,青年黨與共產黨兩派主張尖銳沖突,終於加速「少中」崩潰。三是一九三三年,「少中」契友共黨傑出領袖鄧中夏被殺,血濺南京雨花台。

試問「少中」區區一會,究係何方神聖,值得先生為之如斯眷念終身?倘無殊特之處,民間會社儘多,何足道哉!濟濟會友,更是何等人物?他二十歲時一句「七不可」,竟一言九鼎,使會長黯然離去?最近我讀到一位青年作者趙泓的妙文〈烏托邦與少年中國之夢〉,不愧畫龍點睛﹕

 

有次,我向某著名歷史學家請教,為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會涌現出這麼多傑出的人才。他盯住我,很認真地說:「你留意那些人留下來的年輕時的照片,看看他們的眼神,你就知道答案了!

 

是啊,他們的眼神就是答案。他們是一群意氣風發、眼裡放射著光芒的少年!他們是一群奮發向上、熱血沸騰的少年!他們目光堅定、自信,激情滿懷。他們充滿了才情和奮斗精神,有著舍我其誰的氣慨、奮發努力的精神、追求真理的信念。這些人敢于挑戰、勇于擔當,唯有他們才能撐起少年中國。雖然他們的理想是那么的矇攏,目標是那么的高遠,但他們從不言棄。

 

今天,我們還能找回這種少年的激情么?我們還能追尋到少中戀人的身影么?

 

「少年中國學會」二十三位會員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一年七月)。

前排右起:楊效春、楊賢江、劉仁靜、惲代英、蔣錫昌;第二排:阮真、邰爽秋(稍後者)、 高君宇、劉國鈞、陳政;

第三排:張聞天、穆濟波、方東美、李儒勉、沈澤民、王克仁;後排:陳啟天、黃日葵、陳愚生、沈君怡、趙叔愚、鄧中夏、左舜生。

 

我願以親身經驗,向這位教授和作者作證﹕方師生來就有這種典型的「少中人眼神」—— 從少年到到晚年都有!只是精神更加嚴肅內歛,令人一望,知非常人。

猶憶卅四年前,一九七三,我於訪談時,竟直問先生今日尚能恢復「少中」否?或另建一「新少中學會」?先生笑答﹕「那是爾等少年一代之事了!」殊不知,同樣的問題,國共重慶和談期間,蔣、毛兩氏均曾提出。毛問能恢復否?蔣問旅渝會員有幾?民初北京一地民間會社風起雲涌,不虞數百,蔡元培特別賞識「少中」,預言最有希望。毛澤東一生只參加過兩個學會﹕湖南新民學會及「少中」。大陸歷史學者吳小龍著《少年中國學會研究》,率直指出﹕毛對前者之影響大,後者對毛之影響大(雖變質)。立論殊堪玩味。「少中」會員共計一百二十餘人,據先生回憶,「皆個性獨特,而思想自由,感情豐富。居平生活抑又律己甚嚴。盱衡時艱,觸發問題,寫為文章,……風聲所播,全國掀動。」中國經英法聯軍之禍、鴉片戰爭之恥,清亡,民國肇建,卻換來更可恥的官僚賣國、軍閥殃民!一群動機純潔,人品高尚,意氣風發,才華橫逸的最愛國少年,自發組成這個非政治性的民間團體,網羅一代精英,風雲集會,迥出時流。前後存在七年,真正活躍不過三年,到了四○年代,公認「全中國都是『少中』的天下」!某生雖晚,倒也有幸親接几位「少中」前輩風采,如前國代劉泗英、前國立編譯館長劉托、前考試院長楊亮功、前教育次長吳俊升、及先生等。無不器宇軒昂,有氣概、有毅力、有風格。他們倡行四大信條:奮鬥、實踐、堅忍、簡樸;標揭四大宗旨: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實學問,三、發展社會事業,四、轉移末世風俗。

一聲「七不可」,扼殺伯仁!

卅四年前,一九七三,台大一位歷史系研究生郭正昭,正在與友人林瑞明合寫一部《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五四人的悲劇形象及其分析》,對王去國前後那段秘辛,不甚清楚。郭君希望我能為之介紹引見,一同晉謁方先生,向他求證,一切為歷史求真相。先生聽後,一口答應。但對當事人之一吳女士的真實名字,聲明可以據實奉告,但要求史家保密,因為吳女士本人雖已亡故,後人還在;未經當事人及其後人許可之前,不得披露;他人隱私,必須尊重。說罷,先生邀請訪客到書房以紙條秘書以告,連我這個引見者也不得與聞。前輩風範,予這位青年歷史學者印象至為深刻。先生〈苦憶左舜生先生〉文中,對當年經過,娓娓道來﹕

「少年中國學會」之發起,推動主力厥在王光祈先生。光祈性格,高超純潔,其律己之嚴,同人中無有出其右者,惟情之所鍾,獨在一晚輩如花之美媛,當時「少中」同人群以未來中國文化創造力之一半應由全國婦女負荷之,故極力倡導婦女運動,苟因發起者一人私情溺愛之故,致令婦女運動遭受疑難挫折,將何以見諒於國人。據舜生為余言,舜生在滬,曾盡一日夜之力,苦勸此一對愛人分赴美洲及歐洲留學,已成定計矣;詎知啟航之日,兩人竟又同舟過港赴歐矣。舜生由滬回報此信,搔首不知所措。余時年節二十,於光祈為小弱弟,而友誼又不及舜生與光祈之久且厚,一聞此訊,乃與李儒勉露夜合草一長函,詞嚴義正,大陳其「七不可」,寄請新加坡船公司妥交。光祈旅途得此函,於抵達馬賽港時,覆我一明信片,直云﹕「函悉,此心已明,此計已決,迨抵巴黎後,孑然一身,遄赴德國學習音樂以終了此生。」言短而哀怨之情如泣如訴矣。其後悠悠十六年中光祈宅神音樂,歸魂藝術,竟成一代完人而窮愁客死異域,可敬亦復可哀也矣。扼殺伯仁,我固不能辭其罪也。抗戰初期,曾慕韓先生抵重慶,為言某女士別光祈後久久,亂髮素裝,不似當年之明豔矣。余亦轉告慕韓,北伐後女士歸國,嫁我舊日同僚某教授,某次,余游西湖過滬趨訪某教授,其新婦猶避不一見;後數年隨夫留京,已淡忘從前,頻相過從,時余長子猶在襁褓中,且撫抱之極親切。前此一腔幽怨,怨我拆散光祈,乃又化為晚照晴霞矣。後此一段曲折,始終未及與舜生一言之,光祈幽靈恐亦未嘗料及如此結束也。

 

「他是在拯救他自己的靈魂!」

     王光祈的確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的人物。他幼時喪父,家貧失學;十六歲時還在家鄉為人牧牛,常騎在牛背上唱山歌;幸得父親的一位學生趙爾巽照顧,得以上學;趙曾任湖南巡撫、四川總督、清史編修。王富於詩人氣質,有藝術家的感性心靈,進入中國大學,修法政。目睹國事日非,精神上受到「少年匈牙利」、「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等愛國運動的鼓舞,奔走南北兩京,與李大釗、鄧中夏等籌辦「少年中國」,登高一呼,群彥俱應。老師懷念他說﹕「光祈人品高潔,心思縝密,有熱情、有理想、有計劃,長於組織,生活簡樸,心地公正,是理想的領袖才具。」他從四川溫江進京的時候,在碼頭上受到同鄉前輩吳虞之托,沿途照顧其二女到北京讀書。誰知二小姐竟然愛上了他;他原有妻室。方先生一紙「七不可」,竟改變了他的命運,也重重影響了「少中」的發展。一個卅歲前從不曾踫過提琴鋼琴的人,到德國學音樂,從頭學起,朋輩笑他「八十學作吹鼓手」!他從柏林轉到波昂——樂聖「悲而多芬」的故鄉,以屈原的詩情、樂聖的發憤,從演奏、樂理、作曲、樂史一直修畢博士學位,用德文完成《中國古代音樂史》,受聘柏林大學中國音樂史教授。求學期間,為了生活,替上海《申報》寫稿二百餘篇,涉及外交、國防、軍事等。從事藝術,也不忘愛國;當教授以後,仍然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吃在工人食堂。營養不良,積勞成疾, 瘁爾逝世,年僅四十有四。據悉五○之後,毛澤東兩度拜托陳毅回到四川打聽王的後人,只有一杯荒墳,一個侄兒而已!

「老師,聽說王光祈留德,立志要在音樂中找回中國民族的靈魂,要以音樂來拯救中國的國魂?」「我看他是在拯救他自己的靈魂啊!」天下有誰比老師更夠資格做光祈的知音!我怎能忘記那次談話?——老師喂然慨嘆,時近午夜,送我辭出,庭院寂寂,孤明懸天。而他?——沉默不語,眸光瑩然。

放洋留美

光祈去國的次年,方師也去國了。不難想見地,正是流露著他那典型的「少中人眼神」,放洋留美。

一九二一,方師在金大畢業。很荒謬地,他從未去過紐約一天,竟拿到紐大文憑還得到金大推薦的獎學金,到新大陸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去了。出國前,早在民國七年,他和左舜生、黃仲蘇等都加入了王光祈創辦的「少年中國學會」,嚮往其「一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目標和宗旨,認同其「奮斗、實踐、堅忍、樸素」的會員公約。方師以其超凡的文采和傑出的學養,先被選任會刊《少年世界》主編,後又繼王光祈、李大釗擔任《少年中國》主編。一九二○,元月,毛澤東經湖南同鄉鄧中夏的引介,才正式加入「少中」。方師與「少中」前後有七年的深厚淵源,有刻骨銘心的悲劇體驗,使他終身疏觀,超脫現實政治。此是後話,按下不表,先說其緊張而精彩的留學經驗。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方師坐上「中國號」輪船,自上海經檀香山,橫渡太平洋,到美國新大陸遊學去了。同船有吳國楨(後來台灣省主席)、梁實秋(莎士比亞翻譯家)、以及王崇植、浦薛鳳、顧翊群等,堪稱一代精英。說是去遊學,真是去遊學,不是去溜學,更不是「學留呀」!他先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後來又轉到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最後又回到威大,終於在民國十三年回國。前後總共不過三年光景,就完成了碩士及博士畢業論文,奠定下他終生研治西洋哲學的深厚基礎。其才分之高,用功之勤,穎悟之強,抱負之大,毅力之堅,都是罕有人及的。   

他留美時期有好幾件軼事,值得向大家簡報。一件是他念書不忘救人;一件是他十塊美金學通了德文;一件是和英國哲學家羅素在旅邸大談中國問題,使羅素竟渾然忘卻了他在當地原有的講演之約,害得聽眾空侯一場;還有一件,也與羅素相關,是他不同意羅素對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看法,而以一篇討論《柏格森生命哲學之評述》的碩士論文在研究院脫穎而出,一鳴驚人。這幾件趣聞,都發生在威大。

我救了他的性命!

那年暑假,別的同學都回家去了。方師是異鄉遊子,無家可歸,留在學校,利用假期,拼命啃德文。一天,從外面回到寓所,發現房東的屋子裏面充滿了煤氣,再一聽,其中有人呻吟的聲音,快要死的樣子,而房門又是緊閉的。這時,我們哲學家淑世救人的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 馬上就冒出來了。說時遲,那時快,他一腳踢開房門,把人救出;一看之下,原來是房東的大兒子,已經奄奄一息了,差一點一命嗚呼;立刻一面打開所有窗戶,一面打電話叫救護車,送醫急救。到了晚上,房東回來,激動得緊抱著他,連說﹕「你救了我兒一命!」似乎就在這一剎那之間,使他當下頓悟:「原來哲學這門學問,就是為了要救人的!而哲學的本身,就應當是救世救人的大學問啊!」後來他常用濃重的桐城方音對人說:「我救了他的性命。」

十塊美金,學通德文!                                                                                                     

第二件使他頗引以自豪的快心樂事,正如他後來常風趣地對人所說,「我十塊美金,學通了德文!」為深入了解西洋哲學,威大麥奇威教授(Dr. McGilvary)規定他:「學哲學,你光通英文是不夠的,非兼通德文不可。」於是他從德文系聘請了一位補習老師,言明每小時報酬五塊美金。花了兩個小時,只學會了德文發音,認為別的如文法生字等,可以自修,大概也沒有太多的餘錢吧,就把補習老師辭退了。以後但憑著一股鍥而不捨的毅力,全靠自修,居然學通了德文,可以從德文直接閱讀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凱塞琳、海德格,尤好哥德,而且眉批小註,琳瑯滿紙。其中英文的造詣,俱臻上乘、第一流的水準;德法文,都能很流利地看書。此外,為了確實掌握西洋哲學重要術語的意涵,他還兼習過希臘文和拉丁文;晚年還孜孜自修梵文,七十歲時,為了處理佛學專門術語,特別拜托台大葉阿月教授從日本東京替他買了部《梵文大辭典》備用。我敢說,別的不談,單講他那絕高的文字般若(慧),方師十八歲時的中文,廿四歲時的英文, 今天的許多博士學者就望塵莫及(包括區區在內)。

方師治學的精神,一絲不苟的;但更難得的是,他的治學態度﹕絕對的真誠,真正的謙虛,體現「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絕沒有冒不知以為知。

害羅素講演會爽約!

那第三件趣聞,尤直接與羅素有關。一九二一之後,羅素在華講學完畢,不知怎地,轉道訪美。某次,來到威大,方師和幾位中國青年訪之旅邸,就大家最共同關心的「中國問題」與他交換意見。彼此談興正濃,使主人竟渾然忘卻了在當地他還有一場講演之約,害得聽眾久侯不至,空等一場云。像這樣的事,只會發生在富於名士氣兼貴族氣的羅素身上,而那幾位和方師同去看他的中國青年,也真熱誠執著得可以!

漂亮的英語.出色的論文

第四件,方師在威大研究院的得意之筆,是寫過一篇十分出色的碩士論文《柏格森式生命哲學之評述》(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Bergsonian Philosophy of Life),標題近似羅素哲學成名作《萊布尼茲哲學之評述》(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這篇論文指導教授、當時威大研究柏格森、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權威學者 、同時也對黑格爾哲學與生物科學有深刻研究、創說「透視主義」的名教授麥奇威(Professor Evander Bradley McGilvary)讀後,大為激賞,認為不但內容極為充實精彩,就是文筆也極為優美生動。馬上遞給系裏其他教授和研究生紛紛傳觀,問道﹕「像這樣的哲學文章,你們美國研究生寫得出嗎!」

據說這篇論文國內沒有了,歷經多次戰亂,方師自己也沒有了,它是研究其早年思想發展的一篇極有參考價值的文獻。幸好今在威大麥迪遜校總區紀念圖書館仍然可以找到。由此我們可以想見﹕一個才二十多歲的中國青年,負笈異域,是多麼地才華洋溢,雄姿英發,贏得儕輩和師友由衷的讚嘆。真使人不禁想起當年遊學印度的玄奘!

後來,方師借用柏格森和懷德海的哲學術語,以英文發揮中國哲學精義,寫成《中國人生觀》(The Chinese View of Life, 1956),是淵源有自的。可說完全是早年扎下的堅實根基。 同時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未出國前他對柏格森哲學已經是研究有素了。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在《少年中國》月刊、一卷、第七期、就發表過〈柏格森生之哲學〉。在二十年代的中國學人之中,喜歡柏格森哲學的大不乏人,如張東蓀,李石岑,乃至熊子貞先生等。中國接受杜威的建議,一度正式發函邀請柏氏來華講學,可惜由於他健康不住,未能實現;後來反倒是那位最多爭議的人物羅素來了。可是,直到今天為止,國人中對柏格森哲學造詣最深的仍數方老。這不過是他治學迥絕之處的小小一端罷了。

方師留美的時候,二年代,正趕上美國哲學界一窩風反黑格爾,提倡「新實在論」(Neo-Realism,又名新唯實論)。威大也不例外。所以他青年時期對知識論最有興趣,對新唯實論尤其下過苦功,詹姆斯、懷德海、羅素等人的著作本本精讀,終於寫成博士論文《英美新實在論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Neo-Realism)。謹按﹕經向威大麥迪遜校總區紀念圖書館網絡查詢,目前尚無結果。

他之深愛柏格森,說來有趣,完全拜受羅素之賜。因為羅素對柏格森展開犀利而無情的批判,文筆俏皮瀟灑,極盡挖苦揶揄之能事,反而引起他極大的好奇。於是下定決心,非盡讀柏格森之書不可。誰知竟因此而終生愛上了柏格森,成為柏氏在東方的最大知音之一。方師就有這種「怪」毛病,絕不媚俗阿世、趕時髦。別人愈是反對、愈是批評得厲害的對象,他愈有種衝動,非研究澈底、非搞通不可。他的「怪」,也怪得出奇,怪得可愛;他的固執,也固執得率真,固執得有趣。無論古今中外,凡是在學問上有真知灼見、在思想上真正深造有得的人,尤其是一流宗師的人物,都不免有一份「固執」的勁兒,外國叫tenacity,指的是一股百折不撓的「韌勁」,火氣大再一點的,才氣再高一點的,就形成了「霸才」、所謂「知性上的霸氣」(intellectual arrogance),在西方社會不但不會為人詬病,反而受人欣賞和欽敬;在西方學術界反而形成一種獨到的吸引力與懾服力,甚至震懾力。難怪六十年代他在美國卅七所大學巡迴講學,人到之處,聽眾坐飛機汽車跟著他跑,真到了聞風景從,欲罷不能的盛況。在一九六四年夏威夷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他以淵博的學養、犀利的辯才擊敗了來自英國倫敦大學的芬里教授(Professor J. N. Findlay),贏得全場的掌聲與讚美。使與會的各國代表對中國學者不得不刮目相看。會後,許多西方學者排隊爭著和方先生握手致意,連聲說:「我們欽佩你的反攻!」(We admire your counterattackWe enjoy your counterattack!)甚至使那位以英文介紹佛學與禪宗而風行歐美、九十二歲高齡的日本代表鈴木大拙博士(Dr. D. T. Suzuki 肅然起敬,親派私人秘書岡村美穗子小姐持名剌到寓所,代表致意。

方師晚年固以碩學高慧而飲譽國際學壇,其實,只要一想起他的早年英發,一切也就不足為奇了。芬里教授本來在英國弄分析哲學,出版過一本《黑格爾新釋》,馳名於世。殊不知,方師對黑格爾的研究,早在留學時期已經紮下了堅實的基礎。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剛才提到,他留學時期正趕上美國哲學界反黑格爾成風,威大也不例外,連那位最賞識他的老師麥奇威教授,本來原是專治黑格爾的權威學者者,也閉口不談黑格爾了。威大哲學系師生某次堅持敦請他重開黑格爾的課,他執意不肯。到逼極的時候,才很風趣地說了一句﹕「君子不二過也!」(“One can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twice!”)。這次,方師的固執脾氣又發作了,三十六 計,走為上策。威大才唸了一年,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和好奇心,就只好跑了,跑到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因為那兒有美國當時研究黑格爾哲學碩果僅存的雷敦教授(Professor J. A. Leighton)執教。他到俄大原是掛單性質,完全是為了跟名師。他的「出走」,在當時頗不得威大哲學系師生諒解;因為兩校都爭著給他研究院獎學金。結果他還是去了俄大,專為研究黑格爾,但保證準時回來。一年後,覺得對黑學思想的重點和主要脈絡摸著了,就遵守諾言,回到威大,繼續再唸一年,完成那篇博士論文。今天,我們檢視雷敦教授1922當年著作《個人與宇宙——形上學導論》,發現把「廣大悉備性」作為真理的判準之一,就是他這位黑格爾明師的主張。方師後來之發揮「廣大和諧哲學」、及以「華嚴六相」闡明黑格爾的系統哲學等創見,說來一切淵源有自,絕非無本之談。

民國十三年,由於國內友人和家人的催促,就匆匆束裝回國了。回國前夕,他在威大當地包下了一家有名的大餐廳,宴請系中所有的研究生同學和師長,才珍重道別而去。方師生性豪爽、講道義、重友情的性格,使他在任何地方都不失泱泱大國民的風度。自然,這絕不是時下國破家亡、寄人籬下、花果飄零的中華兒女每一個人所能做得到的。

綽號「方怒美」

我們這位平素好學深思,風神端凝,不苟言笑,尤富正義感的方老師,留學威大期間,不知怎地,被同學送了個綽號 ——「方怒美」!這段逸事,是「少中」會友、留德水利工程專家、曾任南京首都市長的沈怡博士傳出來的,他引述另外一位會友、方師威大同學兼室友惲震(蔭棠)的見證,足見朋輩對他的敬愛。

一個人「怒」而令人益覺其「美」,可真不簡單。亂發脾氣,怎麼可愛呢?怒而美,豈是輕易做到?那是要靠真性情、真肝膽、真見識,真學問的。所謂「誠中形外,膽識俱足」,為原則而怒,為義憤而怒。由于沈、惲先生都沒有透露當時具體的情況,交待清楚,我們只好從他一生的行誼觀察,不難作點箋注。他有時真是「不怒而威」,有時竟會因重大事故而「震怒」。據散文家兼科學家陳之蕃先生描述,在課堂上講課,他有時竟義憤到「氣得發抖」的程度;陳氏慨嘆﹕像這樣的哲人,世上有幾!五○中期、我們那一代聽過他課的學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蘇俄武裝入侵匈牙利布達佩斯事件。事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廣播,鼓勵匈人抗暴;結果卻把抗暴領袖交付蘇俄,由美駐匈使館帶走,當天押到市廣場公然槍決!方師能不義憤?痛心到好幾天罷講。他兩度赴美講學歸來,更直斥美國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還不是很「高尚」的那種!

領教過其「怒」、尤其「怒而美」的人士,不在少數,有學生、同事、達官顯貴、大學校長、美國領事、英國學者、中國縣太爺(俗稱地方父母官)等。連他任教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時身為其地主的哲學系主任都鄭重承認﹕「方教授是一個非常有威嚴的人」! 那樣的怒,那樣的美,一定是道德的怒、義憤的美——它是莊嚴的!

初執教鞭.難忘武大

 

      一九二四,九月中旬,應聘執教武昌高等師範(兩湖書院),今武漢大學的前身。他和另一位後來的哲學大師、與他並稱「南北二妙」的熊十力先生認識訂交,就在武大。

從此展開了他整整一生的教學生涯。從武大而中大(中央大學),從中大而台大,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以七十四歲高齡退休止,其間五十三年如一日,沒有離開過教育工作崗位一步。這是一段漫長的人生,也是一段傷感的人生之旅。因為這五十三年間中國經歷了多少動蕩、災難、痛苦、辛酸。是全民族的血和淚,是全民族的大史詩,是全民族的奮斗史,也是方先生個人生命的悲劇和奮斗史。真是五十年來家國!

五十三年後,他在台北告別杏壇。緬懷前塵,百感交集。常說他自己一生命運是齣悲劇﹕第一、他不喜歡美國,然而命運卻偏偏注定了,要他留美;第二、他不喜歡大城市的繁華塵囂,只希望能在一處山明水秀的小城鎮上潛心治學、教學寫作,然而命運卻偏偏注定了,要把他緊綁在國府首善之區。他經歷當時全國政局的中心,從武漢到南京,從南京到重慶,從重慶再回到南京,再從由南京轉到台北。他個人的生命史,豈不正是沿著這同一系列的軌跡而旋轉、而運動、恰應了蕭伯納所謂「不能從心所欲」型的悲劇嗎?

然而,無論如何,他最忘不了武漢。因為那兒不但有影響全中國政治大局上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寧漢分裂),而且還有他事業上的初戀。

試想﹕八十三年前,一個年僅廿五歲的青年,步上武漢大學前身武昌高師的講壇;面對許多比他更年長的大學生,初執教鞭的滋味使他畢生難忘。同時他更忘不了自己在金大當學生的時代。這下子,正應了「剃人頭者,人恆剃之」的古訓。以前,他當學生時專好考問老師,現在輪著學生來考問他了。武大有個不成文的學風傳統,新進教授,第一天到校上課,要接受全校師生的三關考試﹕發表一場公開學術講演;寫一篇論文,登在校刊;接受全校師生的公開輪流考問。凡是通不過這三關的,只好捲鋪蓋走路!我們的方老師,仗著藝高人膽大,憑著學問功夫底子扎實,又加上辯才無礙,居然一日之內連闖三關,順利通過全校師生舉辦的師資考試,才算在武大「呆得下去」了。那時的方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才華煥煥,風度翩翩的美少年呢!

到了台灣,每逢聽人談起,埋怨現在的大學師資不行,貨色太差,老先生往往莞爾一笑,說道﹕「這一半得怪學生的學資不行啊!」

學資夠,師資敢太差嗎?

「少中」解體,揮淚送終!

方先生在武大任教不久,只一年左右,一九二五便回南京,先在東大(東南大學)、黨校(後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後在金大、中大貢獻。然而就在此年,發生了「少中」分裂,一個原不主張任何政治主義的純淨社團,竟幾乎演出流血鬥爭,僅先生與王崇植二人堅持中立立場,見此場景,五中俱裂。終身痛憾,莫過于此。他在〈苦憶左舜生先生〉文中寫道﹕

一日,舜生約集少中同人在滬者於其寓,意在協商如何重振少年中國學會之旗鼓。孰料「醒獅」(當時國家主義派已刊佈《醒獅》小型報)與猛虎相值,初時尚作客氣姿態,辯論政策問題,隨即野性發作,各自張牙舞爪,直欲攫取對方皮肉骨髓吞噬之以為快。是日共產黨員參加者有惲代英、張聞天、沈澤民、楊賢江等,國家主義派則有曾慕韓、李幼椿、陳啟天、張夢九諸人,舜生身為主人,意猶平和,雙方爭至激烈時,拳不停揮,口沫四濺,各以殺頭相威脅,當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在座者王崇植與余向主少中係一學會,其根本立場應超然獨立於一切政治權力鬥爭範圍之外,目睹此情此景,心已破碎,因起坐哀求雙方平心靜氣,暫時恢復友悌情分,握手言和,了卻少年中國一段公案,至於日後戰場相見,已非少中份子,勝敗隨人,無情可言,無理可喻矣。遲之又久,雙方始悻悻散去,只餘舜生崇植及余相對欷歔而已。

 

鄧中夏與左舜生握別時,既有與敵對決,也有會友不捨,情感激動地言道﹕「好吧,讓我們在戰場想見!」孰料八年後,一九三三,鄧竟血濺南京雨花台了。鄧中夏(俠)之死,先生傷痛至深。五十多年後在〈紀念羅家倫先生談話〉,直言﹕「此人若不死,相信中國共產黨不會變得像後來那麼糟,中共的黨史恐怕要重寫。」我還清楚記得,一九七三年,在台北市牯嶺街附近一家福州館,叫勝利餐廳,先生與我小酌,破例飲了杯啤酒,笑問﹕「你知道,誰真正幫了毛澤東一個大忙?」我當然不知。「還不是那位蔣先生!清黨,他把第一批而最優秀的共產黨員通通殺掉了。……」

鄧重方是條「熱血漢子」;方重鄧是位「義氣豪俠」——不愧人中之俠。按﹕鄧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一九一七年入北大,先習文學,後轉哲學,豪邁俠義,才氣無雙,據說尚有「北大文科狀元」之稱。青年黨魁李璜也稱許他「純任自然,大氣磅礡」!

 

「少中」興亡.原因檢討

            若說哲學家與一般人有何重大區別?我想,那就是他更善於檢討、反省。「少中」這個成員熱情、優秀、純潔、結果又對中國歷史產生深遠巨大影響的學會,怎麼會在活動短短七年(實只三年)之後,就忽然一旦瓦解,「如雲之流,風之散」?先生為性情中人,感觸彌深。四十餘年後,發表〈苦憶左舜生先生〉一文,猶慨乎言之,對「少中」興亡,沉痛檢討如次:

《論語》云: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莊子亦嘗有「事兼乎技,技進於道」之啟示。此種深意,人多不解。今易其詞曰:「魯一變至於齋,齊一變違於道」,正所謂道隳於技,技懷於事。」此種危機深入乎人心,鮮有自覺而能免之者。小而言之,「少年中國學會」由勃然奮興而至於分崩離析,終乃不免於瓦解。大而言之,民族國家之危亡,古今中外史冊昭昭明示,一一可發人深省。而靈覺人尚不知戒,況聵聵之流耶!民族精神實為文化價值之總體;國家體制顯發教育措施之大用。揆之周禮,建邦定國,六典八法,莫不以實踐文化理想為首要,六德六行六藝六樂之教,道在師儒,權操保氏。故有周一代享國八百餘年,其文化學術流衍騰播,沾溉漢唐,華夏民族長倚之為命脈。其餘各朝代,大抵「置君如易吏;變國若傳舍」。謀略之人比而不周,黨而不群,攫力爭權,據勢攘利,不旋踵而滅亡隨之矣!。「少年中國學會」之可愛,初由有學術文化之理想;「少年中國學會」之解體,疚在學人之淪為黨人。此事雖小,可以喻大。「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莊生名言,別具深意,舉以喻諸政治,應知大道寓於高超開明之文教,始可以久「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也。

先生終身不仕,超然於一切黨派,堅守「少中」創會宗旨,獻身教育,致力於文化理想與文化價值之實現,而奮鬥不懈,數十年如一日,與創會人王光祈先生並稱兩大「少中完人」。逝後, 會友沈怡博士以「少中精神之實踐者」譽之,真實千古的論。

「當代黑格爾!」

先生服務中大,從一九二六到一九四八轉赴台大止,前後共二十三年。七十多年前他在中大服務的情形,今天南大(南京大學)的學者還能追復其精神風貌,懷念有加。據徐竹說,當年中大他綽號「當代黑格爾」﹕

今天方東美的名字是和港台新儒家聯系在一起的【按欠妥】,很少還會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央大學哲學系的教授,並曾擔任過系主任,更是中大時期哲學系學術成就的傑出代表。在四十年代的中大哲學系,資格最老、最受學生尊敬的教授只有兩位 一位是宗白華,另一位就是方東美。

方東美先生的學術,盡管其旨歸于新儒家,但他本人的西學功底是極其深厚的。方本人是留美出身,在西方學界的規範訓練塑造了他嚴格推理的治學風格。在當時的哲學系,方東美治學之嚴謹是很出名的。

他為學生開兩門課:「人生哲學」和「西洋哲學史」,上課既無講稿又無提綱,只全憑講到的內容板書,然而每次講完都是一篇邏輯嚴密的文章。對學生來說,上方老師的課一點也不輕鬆,因為他從來都不苟言笑,不講半句題外話,因而課上也無什么幽默笑話可以放鬆,但每堂課上下來都讓人感到受益匪淺。解放後整理原中大藏書的時候,還發現哲學系資料室所藏的英文版柏拉圖全集、亞理士多德全集的空白處都有方東美留下的鉛筆眉批,可見其治學之嚴謹。

方東美的嚴謹並不僅表現在做學問上,他本身就是一個嚴謹的人。據說,方東美穿衣服從不隨便搭配。比如冬天大都是皮領大衣,打著領幣 夏天則多是紡綢大掛或夏布大掛。總的給人的感覺,仿佛是衣服事先早就配好套了,只隨季節更換而已,而不同套的衣服是不會搞亂的。當時的學生還戲稱方老師有 「潔癖」,因為他從不吃市面上做的水果糖,一定要自己做的才吃。【皮蛋也要煮熟了才吃。】當然,方東美也並非是一個了無情趣的人,他喜作舊體詩,常和當時中大文科的其它名教授們以詩唱和調侃。後來台灣出版了一本方東美詩集,大都收錄進了這些作品。後面還會提到他題給宗白華的一首詩,這裡暫先不表。

 

所謂名師出高徒,方東美先生【在中大】的高徒就是著名哲學史家陳康教授。方東美和陳康的師生關系很好,二人都是當時國內哲學界嚴謹治學的典範。陳康是國際知名的希臘哲學史專家,今天國內西方哲學研究領域的很多老一輩學者都出自陳康門下。但原來陳康是在西南聯大任教,當時的中大校長吳有訓為了把他聘到中大,把自己的一棟洋房讓給陳康,一時傳為佳話。

 

四十年代的哲學系,盡管是在中央大學,物質條件依然很簡陋,只有一間小辦公室和一間地板經常晃的教室,另外還有一個長廊用來擺放各種藏書,算是資料室。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方東美、陳康等人的學術成就得到了國際學界的承認,方還被國外學者稱為 「當代黑格爾」,不能不說是勤奮治學的結晶。

 

一張滲著幾分「傻氣」的臉!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方師在上海結婚了。新郎二十九,新娘二十二,據說出自女方哥哥的介紹。若說任何偉大人物的背後,必然有一位偉大的女性,我們今天在這位方師母、高芙初教授身上,找到了最佳的見證。她受過當時上海最進步最完整的西化教育,出身最著名的中西女校——中國的衛斯里,正是宋慶齡、宋美齡女士在華的母校;又與傅斯年校長夫人俞大彩女士同學。然而,靄靄坤德,充分具現中國賢妻良母的典型。五十年患難與共,她給方師一個溫暖無比的家,撫育四個子女(三男一女),還是方師英語寫作時的賢內助,最初兼最終的審校者;煌煌巨著,無一字不是從師母那左右兩個手指鍵擊流出來的!她在台大外文系任教,我很多同學受過她的教誨,像慈母一般,無比的認真,又無比的慈愛;待人接物,從無疾言厲色。弟子學生來訪,和方老師談玄論道,師母只常常照顧茶點,無論談話多久,從不介入;而老師也從不看錶,也很少喝水。當年我等少不更事,某次,和同學陳一川訪師夜談,從晚上八點竟一直談到天亮四點,不知東方之既白!老師也不趕人,還不時用濃厚的桐城方音頻勸﹕「來,請『奇』我的煙!」

      這樣的老師,天下哪有!然而,換個別人作師母,一切還能行嗎?懷念方師偉大的時候,怎能忘記他背後那位偉大的女性——方師母!師母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和絕高的寫作才華,只是不太輕易展露而已。她著手用英文寫一部Life with My Husband (書名暫譯《與東美同在》),想必完成了部份,可惜病魔纏身,未能全部脫稿。從那篇中文寫的〈東美與書〉看來,不愧當代「傳記文學」傑作,五十年艱難憂患與共、切身體驗、從最近距離觀察,天下還有比方師母更合適寫老師其人的人選嗎?一句「著幾分傻氣的臉」,誰觀察得出?誰傳寫得出?〈東美畫像〉,天下第一;鶼鰈情深,世間無二!請看﹕

民國六十四年春,我開始寫下一些有關東美日常生活和習慣方面的小事,希望能記下他性格中的另一面。親朋好友與學生們僅僅知道他是一個學者,一個嚴肅、剛正,不求名利、不苟言笑、不易接近的哲學教授。我相信唯有我真正能夠了解他的直率、天真、和純樸這一面,因為五十年來我們朝夕相處。雖然他「望之儼然」,而事實上卻極重感情,也有豐富的想像力。

 

這些回憶起初是用英文寫的。我深深記得在寫完短序和一篇〈深夜電話〉後念給東美聽時,他高興得開懷大笑,一定要我錄音下來。拗不過他,於是我念他錄。我聲音念低了,他就笑著說;「你吃了飯沒有?」這一句話和笑聲也被錄進去了,於是我們又大笑。以後我們常常聽那捲錄音帶,聽到我們自己的笑語聲,又大聲傻笑。他每次都說,這些絕對不許我發表,可是看他臉上的表情,似乎他自己也覺得很有趣,也很好笑。

 

寫寫停停拖了很久,總以為時間很多,可以慢慢地,仔仔細細寫下來。後來稿子竟然放在抽屜中忘掉了。可是人生多變,世事難測,不幸的事情,接連發生。六十五年春,我不慎失足骨折,臥床半年多。六十六年初,東美癌病住院,肺癌轉移到肝部。西醫束手後,只好求救於中醫,天天在折磨中度過。從早至晚,在藥罐中打轉,在痛苦中掙扎,家中愁雲密佈,過著非人生活。延至七月十三日,東美竟棄我而去。他逝世後的一年中,我身心交瘁,在那些悲傷黯淡的日于中,只有痛苦、傷感、絕望、惆悵,而沒有片刻的寧靜。直到今天他已逝世兩週年,我還是靜不下心來把一幕一幕悲歡苦樂的回憶寫下來。可是近來自己感覺到,記憶力日漸衰退,很多值得回憶的事也逐漸淡忘了。再不趕快記下,恐怕這些現在還很清晰地活躍在我心中的往事,也會一起溜走了。所以朋友們勸我先把一切記憶猶新的瑣事,立即用中文隨意寫下,以後再仔細重寫。

 

東美去了,他的逝世帶走了我的一切。我現在心靈上一無所有。他留給我的只是五十年來一連串、一連串數不盡的回憶。再過幾天,是東美謝世兩週年紀念日。今晚,我一個人孤伶伶坐在他生前的書房中,這間書房曾經堆滿了他想盡方法、千辛萬苦、節衣縮食買來的書。現在所有的書,已全部捐給國家,這無疑是一個最好的安排。可是他去了,書房也空了,只有牆上掛著他二十年前照的一張大相片——他最喜歡的一張。抬頭看到他那張帶著微笑和滲著幾分「傻氣」的臉,我寂寞個悵的心靈不知不覺被帶回到以往他買書的日子。

後來,經過長期臥病,方師母終告不止,一九九二年病逝台大醫院,享壽八十有六。

 

3. 中年時期 (1929-1948

 

掌握中年!

 

方師勉人治學,常說﹕一生做學問最好的一段時光,就是從卅到五十歲;這段時光若不好好掌握,這個人就完了。中大設備,今天看來,雖然簡陋,但他一生治學的關鍵年華,從二十六一直到近五十歲,正是在中大度過的﹕完成了其最主要的思想定型著作,例如﹕《科學哲學與人生》;〈生命悲劇之二重奏〉;〈生命情調與美感〉;〈哲學三慧〉、《中國先哲人生哲學概要》等。

就著作量上言,不能謂多;就質上言,卻惜墨如金,篇篇精彩,蘊有絕大的啟發性、發揮性。尤其〈易之邏輯問題〉,具有創發睿見﹕形式上,它充分證明,一舉奠定易卦排列次序為演繹系統,解決了從兩漢虞翻、荀爽到清儒焦循的難題;內容上,它創立易學四大基涵,詮表六大原理(最後約為四大)。〈哲學三慧〉則對了解其哲學思想架構形態之關鍵,加上印度體系一支,演成〈哲學四慧〉,便是其最圓熟的思想成就——《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比較生命哲學導論》。《中國先哲人生哲學概要》一書,最近大陸讀者建議出版公司考慮﹕最好乾脆改名《方東美告中華民族書》,這樣才更能引起讀者的普遍興趣。它的內容比甚麼《費希特告德意志民族書》高明多了、也高尚多了。淺顯到使中學生能懂,高深到對聖賢有用。對於使中國人認識自己,幫助尤其大。

這段時期,國民政府領導人蔣先生,發生「西安事變」之後,誠意拜先生為師,欲深造哲學;可惜腰傷未愈,未能在其故鄉浙江奉化溪口鎮如期舉行;但廬山會議先生受邀參加,即席發表卅分鐘講演,呼吁奮起抗戰,聲淚俱下,滿座動容。在場目擊者吳經熊博士四十年後尚印象生動深刻﹕

我首次注意到東美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其時他的《科學哲學與人生》一書初出,學界友朋,交相推重,我仔細讀之,但覺清新俊逸,圓融恰當,為國內所僅見。我意東美先生雖未參加早先喧嚷甚熱之「科學與人生觀問題論戰」,然此書一出,實為對上述問題之綜合答覆,而境界之高妙,燭照之周詳,固尤非當時參加論戰諸時賢所能及。此為我所見東美先生理智過人之一面。民國二十六年,日閥侵華益亟.蔣委員長召集盧山會議,共商大計.此會為我與東美先生謀面之始,會中,東美先生即席起立,大聲疾呼,力言民族精神與文化命脈之重要,半小時的講話中,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自蔣委員長以下,與會人員皆為之動容。其忠憤之氣:耿介之性,於此流露無遺。此為我所見東美先生情感醇熱之一面。自是,東美先生悲智雙運之情操,已在我心中留下不滅之印象。我深深覺得東美先生理智明晰之一面固足服人,而其情感豐富之一面,亦足動人也。

真希望,國共雙方負責歷史文獻的機構(如國家歷史檔案資料館)能夠保存該次會議的實況錄音錄影,使後人了解中國哲人在遭遇國難時的忠憤表現。抗戰畢竟是悠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大事,而廬山會議更是關鍵性的歷史瞬間。那時,為了支持一致抗戰,促進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少中」同仁還進步建議政府當局,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與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之共同努力,電催王光祈教授返國貢獻。蔣先生欣然接受,惜王瘁逝、而不果。

這段期間,印度文教代表團來渝訪問,領隊哲學家拉達克里舒蘭博士(後印度總統)特訪先生於中大,懇談結果,先生接受其友善挑戰,分別為中印文化與哲學傳統,向世界擔任代言。答案即英文巨著《中國人生哲觀》與《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同時,牛津大學古典學者道茲也適於此際來渝訪問,先生舉荐陳康教授德文博士論文《柏拉圖巴門尼底斯篇注釋》傑作;道茲攜返英國,讀後大為敬佩,親自譯成英文,發表於《古典研究季刊》,為中國治西方古典哲學者之豐碑。今日陳康之亞里斯多德專家地位,據前哈佛大學哈桑教授親告,已有「世界第一權威」之美譽。先生之愛才重學敬業,為何如也!

此外,先生兩度延攬唐君毅先生進系教學貢獻,一次在戰時重慶中大,一次在七○中期台大(屬我辦理)。北伐後唐先生從方師中大肄業,但為協助父四川宜賓親鄉里辦學,無意出國留洋深造;一九三一畢業還鄉;行前謁師,敬以「欲還里自修西洋哲學,當讀何書」為請。先生謂﹕「大哉問!」但允予三日後答復。屆時(請師母用英文打字)備好一份「西洋哲學進修詳細參考書目」,分門別類,列舉約三百本名著以贈。師弟之間,贈書目,以壯行色,可謂千古佳話。唐先生自京滬訂購若干書籍之後,即還鄉一面教學,一面自修。中大戰時遷渝。八年後,師弟山城重逢。方師發現唐氏八年自修,學業大進,勝于留洋,力挽進入中大服務,由助教做起,遞升講師、副教授。教授、主任、所長等,今成當代新儒家大師,中華文化瑰寶。方師明言﹕「在思想途經上,君毅與我不同;然不礙師弟友誼。」唐先生親語吳森學長﹕「中國人中真正搞通西洋哲學的,只有方先生!」在其逝後所遺信函更明確致讚﹕「當世能通透東西哲學者,吾師以外亦無第二人。」 由是觀之,方唐兩位大師,一則「大雅君子,和而不同」;一則「吾愛吾師,不隨腳跟。」此外,先生絕不因與熊十力先生曾辯論佛學而稍存芥蒂,戰時特命唐先生(時任助教)親至碧山迎接熊氏到中大講演,並向校長羅家倫力荐,在生活上對熊先生妥予禮遇、照顧。

蔣先生之從先生受業,聽講易經、陽明、辯證法哲學等,也在此時。師弟之禮,國民元首之禮,二禮並行,傳為佳話。不久,蔣先生自兼中大校長,到校講話,隨從人員猶存軍校舊習,竟將大禮堂教授座椅全部搬去。先生正色,大聲喝問﹕「來者何人?」「校長。」「既是校長,豈可以不敬師?我這個(哲研所)所長,不幹了。」此語一出,全場大驚。座椅雖然立刻恢復,但先生仍堅辭所長一職。其堅持原則,不苟然諾,可見一斑。

 

渝園毛宴

 

抗日勝利前夕,毛澤東在美國安排下,由延安來渝出席國共和談,其間特宴請昔日「少中」老友,假重慶上清寺「渝圓」餐敘。會面時,先生只輕輕一句桐城方音﹕「這不是當年在南京時的毛大哥嗎?」全場轟應,氣氛頓改。與會人士,尤多青年黨人,對先生之哲人膽識及幽默,無不印象深刻。此段逸聞,青年黨人轉告前濟南市長王崇五先生,經查屬實。

復按﹕大陸出版有關毛澤東傳記作品,對其與「少中」一段淵源始終有所避諱。毛本人在渝尚問及「少中」能否恢復?蔣先生在成都也問「少中」旅渝會員尚有幾人?民初北京會社林立,如雨後春筍,無虞數百,蔡元培特重「少中」,認為最有希望云。先生在五四前一年(一九一八)參加「少中」,與鄧中夏契善;毛則於一九二○,經鄧中夏介、康白清紹,正式加入。較先生略晚兩年;但其與南京「少中」會友相識,則在此前(一九一八)。〈苦憶左舜生先生〉文中,先生言之頗詳。證以毛對史諾所作《自述》,足透消息﹕

記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還有過這些遊歷﹕

我曾沿著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時,我沿著城牆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國演義》裏有名的徐州府城牆,和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環行過一次。

這和先生該文所述,前後若合符契。先生一生大概只有青年時到過北京一次;假若毛澤東從未來過南京,彼此互不相識,則毛到重慶時,何能相邀,客人何能赴宴?與會者且多屬南京「少中」故人。希望史家對毛澤東第一次北上,結識南京「少中」一段史實,多加考證。

據先生回憶,毛澤東是在五四前一年(一九一八),初到南京,舉目無親,徒步環行城牆一周,訪古覽勝;可能由兩湖會館得知南京「少中」,便來參訪;左舜生(左宗堂之後)正是湘人,其他會友,都是大學在學青年,熱情洋溢,對他來訪,十分友好;且毛年長大家六七歲,故大家都以「毛大哥」呼之。稠人廣座之際,會友紛紛發表議論,獨毛沉思寡言;大家念其只有師範畢業,並無大學學歷,本於一番少年熱情(絕無惡意)紛紛勸其進大學深造。毛用《老殘遊記》口吻,笑卻﹕「年紀大了!不重用了!」大家引《三字經》鼓勵﹕「蘇老泉,年二七,才發奮。毛大哥(時廿五),你還不到,說什麼『年紀大了』?有志者,事竟成。」經不住這批少年朋友的慫恿,毛給說動了﹕「老兄台,幫幫忙,替我想想,進那間大學好?」「北京大學」!這些南京「少中」會友,又熱心幫忙,把「毛大哥」一直送到南京附近的蚌埠火車站,坐津浦路北上,經天津轉北平了。贈送車資盤纏,更是當時中國社會常禮。方師未提詳情,大概是大家紛紛解囊吧。至於「毛大哥」到北平以後,究竟有沒有報考北大落第,還是真如其對史諾《自述》所言,由於經濟原因,無力升學,需要工作,進了北大圖書館?希望史家實事求是,客觀考證一番,真是落第,在都快一世紀過去了的今天,也沒什麼好避諱的。無論如何,他進館工作是實,而館長不是別人,正是李大釗,北京「少中」的創始人之一,一年後吸收他入會、兩年後吸收他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三年後吸收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毛大哥」在北大圖書館短短四個把月的工作經驗,顯然很不愉快,回憶起來,恐怕遠不如南京的「少中」經驗來得溫馨吧。他自己對史諾說,到北大圖書館讀報的人「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而五四運動的學生領導傅斯年、羅家倫等名人呢?「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關於毛澤東對少中的印象,趙泓在〈烏托邦與少年中國學會〉說得好

毛澤東念念不忘王光祈,是因為王曾是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界的一顆明星,而他也曾受惠于王光祈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毛青年時期只參加過兩個社團的活動,一是長沙的新民學會,一是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在新民學會,毛澤東唱的是主角,是這幫抱負不凡的湖湘子弟的舵主。他們有著湖南人堅韌不拔、奮發向上的精神,互相砥礪,重經世致用,為日後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毛澤東的品格和處世作風,正是在這時候形成的。但新民學會畢竟是個地方性的青年社團,在當時並未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在1918年到1920年間,毛兩度赴京,眼界因此大開。

1920年初,毛澤東在李大釗、王光祈介紹下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他雖然不是這個社團的骨干,但因此得以結識了當時中國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這些人包括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沈澤民、楊賢江、張聞天等人。1945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雖然日程安排非常緊湊,但他還是專門宴請了在渝的少中會員,少年中國學會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一書作者吳小龍發現毛在重慶邀宴「少中」會友一段史實與會者以事涉敏感而多語焉不詳,或心照不宣,致資料特缺。迄至目前為止,兩岸有關此宴文獻,仍以先生所記最為翔實生動。節錄如下﹕

 

……於抗戰末期,毛澤東應邀來陪都重慶,與政府接洽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日忽大發請帖,分致舊日少中同人之在重慶者,內附另紙,說明此乃僅係預約,至於何日集宴,再行通知。事隔數週,方始正式邀請少中同人在上清寺渝園杯酒聯歡,屆時毛澤東出席,舉目流眄來賓,一若大黨魁之視群眾,少中同人多係飽經憂患者,何能服此氣勢,乃齊聲呼曰「毛大哥到矣」。詎知一聲「毛大哥」竟將其氣燄壓下,驀然顯露曩年初蒞南京時之鄉曲情態,渠云:「憶昔初到南京,一切茫無所知,於是從下關獨上城頭,窮一日之力,巡行全城周圍九十餘里。」同人相顧大笑曰﹕「此乃萬里長征之初步練習,今日仍有此雅興否?」毛見大家詞蜂犀利,遂轉請周恩來報告國共政治協商之初步經過與結果,歷時甚久始畢。此次集會乃少年中國學會解體後之一段插曲也。

吳小龍先生對此段記載,頗有誤會。例如﹕第一、「數周」或「數日」他誤會為「數月」;第二、舊友重逢,不免戲謔,他誤會為「惡語相加」;第三、「長征」一語,原本語意雙關,井岡山之敗,乃是事實,毋庸諱言。

 

「讀華嚴、做歪詩!」

     

抗戰八年期間, 先生生活清苦,飽經憂患;除專心授課外,潛心佛經,尤好《華嚴》,居恒寫詩舒憤。集有詩作數百首,堪稱詩史。嘗自嘲重慶八年,「做歪詩、讀華嚴」。其實先生詩作,朱光潛先生讀後,「欣喜若狂」;譽有「清剛鮮妍之美」;《堅白詩集》錢鍾書先生讀後,嘆道﹕「像方先生這樣的(古典)詩人中國今後沒有了!」

 

還都.遷台

 

勝利後,先生乘飛機別山城(重慶)、瞰三峽、俯長江、越洞庭、抵南京,重回中大,內心感慨萬千。一九四七,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先生飛抵宣慰,化解仇恨,聽者淚下。次年,即來台接長台大哲學系及哲研所,為光復後之首任。

台大圖書設備甚佳,所訂歐美書籍,與日本東京帝大書目同科。先生大喜,即寄樣本至南京陳康先生,堅邀其速來;陳到後,助教黃振華也接踵而至;中大弟子來台者謹此二人。據陳回憶﹕「先生才高力富,主持系務,井井有條。理事治學並行,相得益彰。康追隨項背,勉進棉薄。」時先生英年未及五十,每日親領系務,不遺餘力。率領助教從中文系圖書館搬回原屬哲學書籍;又從哲學系圖書館清除應屬心理學書籍。後台大心理學系建系十周年紀念,蘇薌雨主任感懷當初,飲水思源,特請先生出席,作貴賓致辭。

旋大陸政治局勢逆轉,先生建議學校及政府當局,火速搶救全國優秀學術人才來台服務貢獻;每日接獲申請函件雪片飛來,包括數理名家陳身省、胡世楨等,先生爭取北大文學院長朱光潛先生來台大尤力,最後竟壞於嫉者,欲增訂哲學專刊,也受阻院方(毛、沈當道),遂憤辭系主任及所長職;陳康繼任,為時尤暫,僅半年耳,即為洪耀勛取代;洪主系政,長達二十餘年,台大哲學教育之未能正常發展,孰令致之?一九五八,陳康赴羅馬出席國際哲學會議後,轉美終身不歸,緣故安在?一切不言可喻。

 

諤諤直言

            先生甫來台灣時,與校長傅斯年同居一處,同餐共食,坦率交談。傅豪語自負,「我要把台大辦成世界第一流學府!」先生坦言﹕「我看你辦不成。」傅問何故?「請看北平城危時、政府派專機搶救學者,機上所坐何人,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傅聽後默然不語。傅素以天下學術人才盡在北方,及識先生耿介其性,諤諤直言,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一九五○),傅於台灣議會質詢時,遭議員郭國基濫轟,腦溢血病發不治,先生痛惜不已,撰聯挽之,情見乎辭。按傅斯年、羅家倫都是胡適北大高弟;先生固厭惡胡適,卻能與傅、羅為友,足見絕無門派系戶陋習。一九七三,台大人事室主任葉唯善先生曾對我說﹕「方先生,是耿直的人啊!」

4 晚年時期 1950-1977

自從一九四八,先生來台,直到一九七七逝世,最後生命近卅年,多在台灣度過,除一九五九—六○與一九六四—六六兩度赴美講學外。然而,這段時期他內心最痛憾,生活最清苦,環境最拂逆,但思想最圓熟,成就最燦爛,貢獻最輝煌。借中國科學家錢學森的話說,其晚年正是「花朵在逆境中燦放期」的寫照。

由於本文既以「述小事、顯真情」為主,對細說「豐功偉績」,則另待高明,茲從略、不贅。好在這方面,在台灣的弟子朋友,多耳熟能詳。下文但舉其逸事逸聞數則、而鮮為外界所知者,勾勒如次﹕

 

黑格爾論文,遭忌蒙冤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蔣總統請先生辦一雜誌,先生婉謝。每年教師節或年初總統宴請大專各校資深教授餐會;一九五一年初,在敬師宴上乘機向老師請益,出示一本小冊子,徵求意見。書名《唯物論辯證法批判》,先生在茶几上審閱之後,直言﹕「這是澈首澈尾宣揚馬克斯思想觀念的書,那裏說得上是『批判』!」先生根本不知作者為誰。於是主人即請先生對大專教師,就「辯證法與黑格爾哲學」為題,作一次公開學術講演。講畢,請全文發表,先生同意,但謂文字上尚需要稍作潤色處理。誰知不久患重感冒病倒,眼睛又患青光眼,几至失明,故遲遲未能交卷。這時,妒者的讒言就上去了,總統表示﹕「方先生有甚麼不方便嗎?」同時。老師發現,在他牯嶺街六十巷四號住宅附近經常有一部三輪車停放在那裏,車伕老是躺在車上休息。後來老師用桐城方音對我說;「三輪車(讀若ㄔㄝ),不拉三輪車,坐在那裏,做麼子事情?」最後老師病愈,稿子殺青,就是那篇〈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名文。大陸上研究黑格爾最有成就的學者是賀麟;但在批評的識見上,仍數先生特顯勝長。在這次險遭讒言陷害的事件後,先生毅然宣布謝絕任何講演邀請或約稿,「我要用功」。此外,卻增加一項新興趣——養狗,買了許多養狗的專書,認真研究。笑道﹕「有時跟狗做朋友,比跟人還好。」

 

「你要對我下命令呀?」

 

過了許多年,台灣提倡「文化復興運動」,搞甚麼「古典今注今釋」。方師不客氣地批評道﹕「我看他們是在搞文化毀滅運動!」不培養學生直接閱讀古典的能力,誤注誤釋,怎麼辦?某次,總統府秘書處人員打電話來,說要「請方先生到總統府下次動員月會作學術講演。」「講甚麼?」「講中國文化。」「請問多少時間?」「卅分鐘。」「卅分鐘能夠講中國文化,那就不是中國文化!你們那在提倡中國文化?你在毀滅中國文化!」「……?」「你有沒有事先請問我有沒有時間?你們口口聲聲要尊重學術,卻只會騷擾學者。你要對我下命令呀?」話畢夸的一聲,掛斷電話。後來總統府秘書長鄭彥芬先生知道了,是下屬無禮,立刻親自來到方府道歉。鄭與先生是中大、黨校時期的老同事,知道其性格耿介剛直。

 

「我從未申請入黨,為何歸隊?」

    

到底先生是不是國民黨員?他教過的學生之中包括蔣總裁,黨校第一屆畢業生馬星野等;他還記得馬在校時筆記記得最好,先生講完,記錄完畢,標點加好;後當《中央日報》社長。蔣先生南京下野,東渡日本;中大學生抗議游行,國民政府代主席李烈鈞下令軍警開槍,死一人,傷多人。次日,中大三教授——方東美、谷正剛、段書眙——為死者抬棺材游行,直沖國民政府;李下台,蔣回任。從這些蛛絲馬跡看來,方師和國民黨關係應屬非淺。段書眙派人(吳挹峰)送個黨證給他;來人堅請務必收下,說是否則回去不好交差云。一年後,國民黨辦黨員歸隊登記,方師不理。黨內馬上有人放話﹕「方東美為何不歸隊?」「我從未申請入黨,為何歸隊?那個黨證是你們硬塞給我的!」到了台灣,又舊話重提,問「方東美為什麼不歸隊?」幸好有谷正剛在黨內替他說話﹕「為什麼不留幾個書呆子讓他們在黨外呢?」更有人放話﹕「方東美在課堂上從來不提三民主義!」這種話先生是向來不回的。有學生為他不服,辯護道﹕「中山先生講迎頭趕上先進歐美,恢復固有傳統美德,方先生上課講學,有那一點違背?「主義」貴在做,只怕專「講」的人不做。在台北某場合上遇方師見了陳立夫,直問﹕「到底是怎麼搞的?在大陸上時,我從未申請過加入國民黨,黨證是誰送的?後來重新登記,又把我的黨員給取消了,你應當知道這件事情,什麼原因?」「不是我;那是我老哥(陳果夫)搞的!」

 

馬克思學會會員?

 

      外傳「方東美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員!我第一次聽到都快五十年前了;記得還在台大讀書時,李敖就這麼說過。五十年後,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倆台北重逢,原訂在敦化路「雙聖園」相敘,後來改到附近小巷一家他常去的小店,吃燒餅滷肉,喝北京酸梅湯。在座還有前立委馮滬祥,是他總統大選時的副手老搭檔。大家夠熟,談話不拘。自然提到方先生,他印象依然,我則認為待考。

謹按﹕「馬爾克斯研究會」是李大釗於一九一八年冬在北大秘密發起的;一九二○年三月才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十月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繼有毛澤東、鄧中夏等人加入。是為「少中」左派,主張共產主義,演為共產黨;「少中」右派則以曾(慕韓)、左(舜生)、李(璜)等為代表,主張國家主義,演為青年黨。兩派主義之爭直接導致一九二五年「少中」在上海瓦解。當時在場堅持「少中」立場,主張學會「應超然獨立」於政治鬥爭之外者僅方(東美)王(崇植)二人;故他倆不可能是「馬克思學會」會員。

      然在五○年代台北的政治圈內,忌者欲進讒中傷於方,是何患無辭、防不勝防的。上舉數則,都是明例。如﹕不肯辦雜誌、不肯發表〈黑格爾〉論文、不肯辦黨員歸隊、是「少中」李、鄧、毛等人的舊識、………後來還大可加上反《論語》。

 

「只要有我在座,他就不敢調皮!」

 

先生與胡適有三同之誼﹕同鄉(安徽)、同業(哲學)、同師(杜威),而胡又交遊遍天下,長方八歲;按理雙方沒有理由互不來往。然而彼此學術思想立場上確乎南轅北轍,主要基于雙方對中國「傳統」所採取的態度上,以及對「哲學」一詞的取義上,差距太大。戰前初會,就話不投機。據先生說,經過朋友介紹,他第一次在上海和胡適見面;坐下不久,胡先發問道﹕

「我最近發表一篇談『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的文章,你讀到沒了?」

「是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特刊)發表的那篇大作嗎?」

「你認為如何?」客人還未及回答,胡接著又說﹕「那是我近來寫作、最用力的一篇。」

先生覺得多麼荒唐!這那裏是虛心論學,討論問題的態度?恰反映出典型的胡適——他自吹,等人捧!佛家謂之「貢高我慢」。於是先生就直言其「文不副題」,涉及範圍哪里夠得上「世界哲學」?

      「我看,那頂多只到二分之一。」

      「何至於此!」胡不服。先生乘勢攻擊

      「豈止不到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把長江大河看成廢潢絕港,把廢潢絕港看成長江大河,本末倒置,輕重不分!

這時先生才說出理由﹕認為胡的「哲學」觀,取義太窄,例如在《中國哲學史大綱》所云,哲學是就人生問題,從根本著想,求根本解決的學問?哲學若是只限於對人生問題的探索與解決,則與倫理學何異?與公民課何異?何況談人生,怎能不談人性論、價值論、宇宙論、本體論、超本體論, ……等。胡適何等精明,遭遇強手,豈可戀戰?馬上改口﹕「老實說,我那篇文章,根本是《申報》、《大公報》編輯逼稿,催出來的。我近來,哪有充分的時間看書?我的書多是蹲在馬桶蓋上看的,……」此後相遇,就只有在廬山會議上。胡親自分發事先擬好的一本小冊子,發到先生時笑說;「這下又要埃你的罵了!」

這次方胡初會話不投機的故事,是我大學時在老師家裏聽他親口講的;我當下想起《世說新語》裏面龐士元(統)調侃司馬德操(徽)採桑,故意問道﹕大丈夫當立功名,顯天下,披金載紫,焉效婦人之事?司馬曰﹕「子下車,吾語汝!」聽畢,龐笑謝曰﹕「前言戲耳。若不一叩洪鐘,安聞清響!」後來一想,兩者脈絡不同,不可同語。龐是來訪前輩,未進門見隱者園中採桑,故意調侃相戲。胡是嗎?

過了許多年,七○中期,美籍弟子安樂哲(Roger Ames),來台大從師留學兩。二十年後,老子哲學前輩嚴靈峰先生宴我等於圓山飯店;談次,承告﹕「當年畢業回美,行前謁師辭行,最後請教。方老師告誡我的,只有一件﹕『不要太早成名』。」。我加注曰﹕「影射胡適。」安氏別師卅年,完成《孫吳兵法》英譯,領導夏威夷大學「東西哲學家會議」,主編《東西哲學》季刊,真的走上一條大器晚成的路子。

言歸正傳。自從與先生那次上海辯學之後,胡對「方」學之方,可領教了。他與丁在君籌劃(後主持)中央研究院時,竟故意不設立哲研所。中研院、何等堂堂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不設哲研所,則其與科研院何異?學術研究譬如造船,豈能拒用羅盤?但若該院成立哲研所,則對方、熊(十力)、馬(一浮)、陳(康)、唐(君毅)、牟(宗三)等哲學上確有成就貢獻的學者,如何對付?一概拒之院外?一九七四,某次,先生對我說﹕「這一切說到頭,要怪國民黨——國民黨無能!它自己沒有學術人材,又從來不重視培養學術人材;只好把國家教育主權統統交給一群對自己文化傳統根本無知(只知破壞),對西洋文化傳統又了解浮淺(只知崇拜)的人手裏,一群知識界的洋奴買辦!對付一個胡適之,整個國民政府拿他沒有辦法,束手無策。不是我誇口,其實,不要多,一個就夠!無論甚麼場合,只要有我方某人在座,他就不敢調皮!」

然而,正如最近南京大學的學者指出,先生受過嚴格的西學訓練洗禮,很能夠持平論理,從理復善;惡之知其美,好之知其惡,所謂「慎思明辨」。雖然他與胡適在哲學觀點上不同,起初在對抗戰的態度上也不同(胡是不放棄和平派),但廬山會議之後,雙方立場一致,支持政府全國抗日國策。不久,胡適奉命使美,長達四年,珍珠綱事變後,胡奔馳美加三萬英里,發表演講一百三十餘場,為爭取國家利益,善盡職責,貢獻良多。先生對他在外交工作崗位上的表現,給予高度肯定和稱許,稱贊胡是「天生的外交家」;宣布「十年不罵胡!」說到做到。十年很快過去,一看錶,時間到,「方東美又恢復罵胡了!」

 

把文件扔回美國領事桌上!

 

六○末期,美國國務院邀請先生到美講學,訪問卅七所著名大學,像是巡回文化親善大使一般。戰後日本鈴木大拙博士,印度拉達克里舒蘭博士,過去都曾膺此殊榮。誰知台北美國大使館領事組的值班領事,大概忙混了頭,簽證時把他一般看待,遞過一份《時代》雜誌,還很客氣地說﹕“Professor Fang,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is paragraph for me?”(「方教授,請把這一段給我念一下?」)方先生,把那本雜誌扔回老美領事的桌上,拿起禮帽,柱起手杖,二話不說,就揚長而去——走了。美國國務院左等右等,久侯主講人不至,這才急了。查問結果,「有位老先生,拒考英語,故未簽證。」藍欽大使痛斥下屬一頓,「人家是我們國家請來的貴賓,中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你居然要考人家英語?趕緊備函誠意道歉,替他補辦好一切手續……。」方老師在任何場合都不會替中國丟人。人要自尊,才值得別人尊敬啊!

 

是大學校長師

           

就是因為深愛國家、愛民族、愛教育、愛文化,愛青年,先生對一些毫無文化意識,更無教育理想,只會逢迎上司,以保祿位的所謂「大學校長」之流,是不會假以辭色的;有時竟評(不是罵)他們是「政治流氓!」。某位大學校長,因不守承諾,先生不齒其人;過年時節,竟來叩門拜年,先生對他饗以閉門大羹。還有 一位,先生到他辦公室商洽公務,他竟敢耍官腔。先生以手杖叩其桌面,喝令「x x x,你給我站起來!」「給我坐下去!」如是者三。最後才說﹕「身為大學校長,怎可以不敬師?剛才我不過讓你想想﹕自己配不配坐在這裏!」

 

「悲哉!」——多嚴厲的自責

 

     一九五九,方師六十。那時,除了《科學哲學與人生》一書之外,同學苦于讀不到他的其他作品,紛紛以印發其早期中期論文為請。先生答應;但家中僅藏的孤本又不願意冒險交給台大講義組繕印;「這樣好了,你們派同學到我家裏來抄,抄好,經過我校正以後,再拿去講義組。」同學推舉我同陳一川兩人,我倆就這樣走馬上任,到先生家當起「文抄公」來了。先生對我那時用(藍寶派克)鋼筆寫出一手王兼趙體的書法很滿意,頗表欣賞﹕「現在的青年,都不會寫毛筆字了。你用鋼筆,居然能夠寫出毛筆字的筆鋒!」我負責謄抄〈哲學三慧〉和〈生命請調與美感〉,一川負責別的。原載抗戰重慶中大《學燈》,草紙印的,早已發黃,難怪先生不願意出借。某天,先生和師母要出門上街,照張護照像什麼的。(結果就是後來最常用、被師母形容為「滲著幾分傻氣」的那張。)師母笑吟吟地說﹕「真不好意思。學生來了,當老師的反而要逃學了。」下午回來,自然留我們陪老師一道「奇」苦飯﹕幾片魚,番茄炒蛋,就算加菜了;飯後則有橘子柳丁水果。

當時,我倆埋頭工作,筆不停揮。累了,就乘機瞻仰一下老師客廳那部份藏書,幾乎沒有別的空間。在書架底層,我忽然發現一部陳舊的精裝本英文書,牛津大學出版,作者黎文斯敦﹕《希臘民族天才及其對我們的意義》!這不就是老師課堂上推薦、而台大圖書館裏沒有的那本名作嗎?黎文斯敦卅六歲當牛津大學校長,談起他的作品,老師贊不絕口﹕「是撼不動的!」我一時興奮,急忙翻開,翻翻到某頁,談到六世紀前的古代希臘人,其天才表現實在於「思想人與行動人的合一」!從書頁的陳舊度看來,是在戰前時期用過的,引見〈生命悲劇之二重奏〉。但見他以當時郵局所常用的一種紫色鉛筆(遇水變深紅色),眉批小註,書法清剛挺秀,批道﹕「高談數十百種主義學說、而無一終身以奉行之者,此中國學者之通病,雖方東美不能例外,悲哉!」讀者不信,不妨到台北「國父紀念館方東美教授紀念圖書室」查證一番,看看是否區區言過其實?

我要在此懺悔補充一句,在老師有生之年,我從不敢向他透露﹕「老師,我偷窺了您內心深處的痛!」但也正因為如此,使我對他更加敬佩﹕革除通病,挺拔流俗,知行合一,他對自己要求得多嚴、多高啊!從事哲學豈止是「說說而已」!

 

「方教授是個非常很有威嚴的人!」

     

      據我台大後期同學何秀煌博士說,先生在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時候,使洋人大開眼界。先說他開了一門課「蘇格拉底與柏拉圖」。蘇格拉底一本書、一個字也沒有寫過。當教授的、若是沒有真的兩把刷子,敢上台張口嗎?再說,他有一位印度助教,要教洋學生領略一下什麼才叫做東方師道尊嚴——印度對師父叫“Guru”。他自作主張,為使選課同學親驗體會一次道地的東方文明教化,聲明上課時不准吸煙、喝可口可樂、嚼口香糖翹二郎腿、交頭接耳、奇裝異服、胡亂發言!先生進教室,由助教發口令,「起立!」「敬禮!」「坐下!」但先生講課講到某個段落時,卻歡迎提問討論,不限時間。洋學子大過癮、大嘆服。後來連系內系外的教授都來旁聽,教科學的學者聽了,也佩服先生在「科學之哲學」方面的深厚學養及高明見解。一年聘約到期,大學請求延聘一年;最後離去時,校長特別舉行茶會,頒贈「最傑出的客座教授」榮銜;系主任對研究生何秀煌同學稱讚「方教授是個非常有威嚴的人!」

我還聽曾約農教授說過﹕「我們到美國去訪問的學者,除方先生一人之外,別的都替國家丟了人!」

 

現存大哲叢刊.中國卷主最佳人選

一九六四,我來加州洛杉磯加州大學留學,受教於Donald Piatt 教授最後一班。他稱讚我英文好,對全班同學宣稱,他到過東方,到過中國(台灣),那兒是有文化的地方。他開「倫理學批評史」一課,特准我報告「老子倫理學」,因為「倫理學」不限於西方云云。他從不知我跟方師學過,方師也不知我跟裴雅學過,我更不知他和方師原是舊識,一九二一到二四年間他在威大研究院當過方師的助教,是老大哥。

他是美國杜威之外另一位實踐主義大師密德(Herbert Mead)的嫡傳;英年領導美國哲學會西部分會,擔任會長;從芝加哥大學轉任西部加大哲學系,延請羅素、卡納普等人入系任教(後來自責鑄成大錯)。我之轉學南伊大,獲頒四年全額大學研究獎學金,主要是得力於裴雅之荐。南伊大的「杜威研究中心」卻是全球首屈一指,獨一無二的。當然,南伊的哲學教育,在韓路易教授(曾從裴雅受業)領導之下,學風開明,真有「百花齊放」之致。 若想研究杜威或美國哲學,的確是再適當沒有了。杜威專家有艾克斯特、艾穆斯夫婦、韓路易、……George Axtelle, Morris Eames & Elizabeth Eames, Lewis E. Hahn, etc. 等。他們都注重杜威與中國;也許因此緣故,幾乎在同一時期南伊網羅了八位中國研究生,例如﹕吳森、杜祖貽、劉述先、陳特、郭大春、及區區等。這几位都出生遠在五四之後,分別都受過方、唐、牟、錢(賓四)的影響,或多或少。若說教育是雙向互動性的,這些中國同學未嘗不曾對南伊的師長們產生過相當的反哺或回饋,使他們對胡適的觀感不得不有所修正。

原來,大可以理解地,他們這批杜威專家對「杜威在華大弟子」、以及戰時「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無不抱有崇敬和好感。尤其前紐約市立大學教育系主人、夏威夷教育廳長艾克斯特教授,對胡適駐美大使任內的表現讚不絕口,大有與有榮焉之概。某次,在「教育哲學」研究課班上,他特別問起我胡適在華的表現,意味「他怎樣發揮杜威在中國?」我不客氣,實事求是,有話直說,我稱胡適是杜威思想在中國最大的出賣者、錯誤的代表者(betrayermisrepresenter)。艾教授聞言初感意外,願聞其詳。我說﹕就杜威形上學六大原理而論,其中有兩大原理,(1)賡續原理(Principle of Continuity)和(2)交感互動原理 Principle of Interaction or Transaction),胡適在中國搞新文化運動,所奉行的是什麼原理呢?賡續原理(Principle of Continuity)搞成了斷滅原理(Principle of discontinuity);交感互動原理(Principle of Interaction or Transaction)搞成了單邊盲動原理(Principle of Action)!請問這不是出賣了杜威、錯表了杜威?此外,更嚴重不堪的是,他還鼓吹「全盤西化論」(Whole-sale Transplantation of Western Culture)等,個人風頭出盡,全中國苦頭吃盡。這位艾教授,雖非聖賢高明,作一學者教授,也非等閑之輩,聽完我的簡報之後,連說﹕「錯了!錯了!」原來杜威早年深受黑格爾的影響,最重視社會發展的賡續性、互動相生性。再也沒有料到,他那位在華大弟子(冒充哲學博士十來年)的胡適之在中國幹得什麼勾當!艾教授還以親身的經驗,補充說明,說道﹕美國大學對國際留學生的教育原則,一味只想把他們美國化,混同化(assimilization),所謂“Make them like us”,是錯誤的,根本違反杜威的教育精神。為什麼不採用杜威贊成的「互動交養」(Interaction and corss-fertilization)原則呢?美國的高等教育,對來美受教的國際留學生,固然應該提供他們良好的學習環境,幫助他們學好美國及西方文明,同時。還要鼓勵他們認識、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使兩套文明相激蕩(mutual stimulation),這樣必能產生良好的效果,所謂文化優生學 Cultural Eugency)。而這方面不是美國本土的孩子所能勝任的。艾教授慨嘆時下美國的教育界能夠懂得杜威教育哲學的更有幾人?當然,我和他還談到,在受過杜威啟發的中國思想家中最後光芒萬丈的不是胡適,而是方東美,例如一九六四年方師在夏威夷「東西哲學家會議」的傑出表現等。以後在走廊遇著,艾教授對還我說﹕“My admiration to Professor Fang”(「欽佩方教授!」)南伊最了解最欽佩方師的是韓路易教授;他只聽過方師在聖路易華大一次講學,就體認到了,親自對我說﹕“He speaks readily. Any one who has just exchanged a few words with Professor Fang must recognize him as a great scholar, a rare philosophical personality, no matter how much or how little he has published!”(「他應對敏捷。任何人,只要跟他交談過寥寥數語,必得承認他是位偉大的學者,哲學上一代奇才,無論他出版多、少。」)

《當代現存大哲叢刊》的主編蕭樸教授,正在南伊。他是一位很風趣的角色。卅歲前他是德國公認的世界十大康德專家學者,專長在「論衡前期的康德倫理學」;自從在南加州大學聽了詹姆斯弟子錫勒一席講演,改變終生。放棄康德專家的身份,扮演其大編輯家的角色,創辦《當代現存大哲叢刊》。他認為找到自己的真己(identity)了﹕一個專家的貢獻再大,只是一個專家的貢獻;一個優良的編輯家可以促成幾百位一流的學者專家來一起貢獻。計劃是慎選當代、現存的若干思想大師,在一一聘請專家寫有關論文,送請卷主提出答辯、澄清、確認。此法必須在卷主在世的時候進行。如次這般,不知可為後人省卻多少冤枉時間精力而斤斤致辯!杜威、愛因斯坦、懷德海、羅素、聖塔雅那,……等都在入選之列,而愛因斯坦論羅素知識論的專文,就是他負責譯英的。我在南伊擔任過蕭樸教授的研究院課程的助教兩年;每開課,必請我。他坦白對我說,亞洲人入選該《叢刊》者,只有印度故總統拉達克里舒蘭博士;日本人還沒有;中國人呢?他原先看上的正是那位「杜威在華大弟子」、中國哲學家胡適博士。後來才經人(很可能是韓路易)推薦,考慮Thomι Fang。一九六九年夏威夷的東西哲學家會議,他和韓雙雙出席參加,他專門聆聽了Thomι Fang宣讀「人之疏離」論文,承認(內容)全聽不懂;但卻曾親自找到旅館,叩門造訪,不巧未遇。蕭樸知道我與方師的淵源,逕對我說﹕「代表我向方教授致意。催請他多發表、多出版。我們總不能只根據他那本 The Chinese View of Life,就開始作業把他選入《叢刊》啊!」這話,一九七三,我確實向方師轉致了。假若天假以年,繼《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完成之後,再奮筆完成《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比較生命哲學導論》,則他對世界哲學的貢獻,必然是空前的,也是獨一的。何況綱要細目,早經完成,而且一定是用英語寫。不久,方師謝世,蕭樸也逝,繼任者韓師路易,最欽佩方師的,對我也透露過同樣的遺憾。

 

五四新文化運動.導師非人

一九七三我和方師還談到另外一件更觸動老先生心弦的故事。一九六四—六五年間,我在加州偶然讀到一篇香港出版的《大學生活》,其中有篇文章提到,五四原本只是一項純粹的學生愛國運動,後來發展稱所謂「新文化運動」。那位著者慨嘆,可惜導師非人,一誤至今!他認為最合格、最理想的「新文化運動」導師人選,是方東美的思想深度,加上梁啟超的熱情奮勇。胡適之流怎配呢?一九六七,我轉學南伊之後,認識陳特學長;而他、就是《大學生活》的主編;關於那篇文章,他也有印象。只是事隔多年,作者的名字忘記了。我把這段逸事面告方師後,他面色一怔,問﹕「誰寫的?」我據以實告。我轉告他蕭樸和韓師對他著作的殷盼,他聽了,寧靜如恒,表情頂多微微笑領厚意而已;但對香港這位青年作者對他的春秋責備,卻為之心弦一震。看來列名入選《現存大哲叢刊》,對他老人家的打動,還遠不如「新文化運動領導非人」的恨憾,更加強烈!

 

三度出席國際哲家學會議

 

      一九六四、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先生出席過三次「東西方哲學界會議」,地點都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外界都知道一九六四年他擊敗英國哲學者芬里那次精彩表現。殊不知,第二次也表現得體,為民族爭光。那次先生排定首場宣讀論文。大會總會長(猶裔)是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UCLA)系主任的凱普蘭教授(Abraham Kaplan)。不只知怎地,人家主講人論文還沒來得及宣讀,他就提問了,問是否可以略去宣讀時間,直接進入討論?「因為方教授的論文四十頁,大家都已經看過了」。多驕橫、無理、再加無禮!幸虧先生熟悉西方會議規則,立刻嚴辭駁斥﹕「這是個程序問題,怎能現場提出?臨時提出?何況這段時間,既然早已分配給我,如何運用支配,是我的事。不經宣讀就進入討論,不合我本人的風格。現在我把此案交付現場主席(懷德海大弟子保羅.懷斯教授)裁決。若果主席同意凱普蘭教授的意見,本人宣布立刻退席!」主席宣布「一切支持方教授!」那位大會總會長,弄得自己灰頭灰腦,全場呆坐在那裏,大氣不敢阬一聲。他不知道,他的加大恩師裴雅特(Donald Piatt)教授原是先生在威大研究院時的助教老大哥!而且照此說來,他本人還是我的學長師兄哩!

      至於第三次會議是在「陽明五百周年紀念」,方唐、牟三位中國哲學家同堂出席,是首度,也是末次。他對牟先生論文提出一點小批評意見,牟透過杜維明教授翻譯,表示﹕「對方先生的批評指教,虛心接受,謝謝!」至於美國學者把陽明「知行合一」的「行」字竟當作舉手投足的「行為」講,先生毫不客氣,對我表示﹕「這像是開哲學會嗎?胡扯!」「老師,誰胡扯?」「(他們)通通胡扯!」(「通通」讀若南方音「滕滕」)。這是我直接聽到他老人家最後一次出席國際哲學會議的最後一句「總評語」。

 

「無門為大.有品自高」

 

「陽明五百周年紀念研討會」會議期間,高潮遞起,不乏機鋒,與會者增加見識不少。方、唐、牟三位中國哲學大師同時現身會場,是僅有的一次。那時先生七三高齡了,仍然健步如飛,思路清晰如恒;而待人親切莊嚴,休息時,很多西方學者都走過來施禮致敬,一接東方哲學大師的風範。他準時進場入座,儀容端肅,比以往多了幾分慈祥。數分鐘後唐先生進來,即趨前行禮,連說﹕「方先生先到了!」接著引見﹕「牟先生也來了。」先生與之一一握手為禮,兩位分坐兩旁。我則坐在緊接背後一排。先生回過頭來﹕「八年不見,你還是一樣年青!」「那裏,老師,我頭髮都斑白了!」

不久,張鍾沅教授發表論文,談的是陽明大弟子「王龍谿」,自然涉及儒道釋三教一家,及其與禪宗的淵源。鍾沅教授,江蘇南通世家,狀元張季直的宗親,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曾得德國古根漢研究獎,最早著眼海德格與道家老子研究,並從鈴木大拙京都修禪,撰有《禪宗之源》等佳作。陳榮捷教授挑戰他對陽明四句教中「無善無惡是心之體」那句的英譯;張不服,大聲抗辯﹕「見仁見智,悉聽尊便!你有你的選擇自由,我有我的選擇自由,我有權選擇我認為最佳翻譯的自由!……」我那時年青,不願兩位前輩學者為了區區一名之爭,激烈辯論,有傷彼此和氣,乃另提一問,涉及禪宗無非轉移話題,改變氣氛罷了。可他誤會我是陳氏弟子,前來助陣的。像大禪師棒喝劣徒一般﹕“Do you UNDERSTAND Zen?”(「你懂不懂禪?」)我連忙接招﹕“Zen is not a matter of UNDERSTANDING.”(「禪不是個懂不懂的問題。」)一座大笑。

事後,幸虧唐先生溫柔敦厚,替我圓融化解誤會,對張先生解釋﹕「孫先生和陳先生,他們兩人本來不認得。是今天早上,我在旅館親眼看見的﹕陳先生先走過去和孫先生握手,自我介紹,雙方才開始認得的。」「哦,原來如次!」張先生恍然頓悟,立刻送我一本簽名新作《禪宗之源》,向我致歉﹕「方才誤會了,我不是對您發怒。」會後方師回到台北,把這個故事和巴壺天先生談起,對我那機鋒回應,讚了一句「妙」。

當時,方師很可能已經意識到中國哲學界老中青三代之間,代溝張勢不小,而他以後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也不會太多了。這時他的「廣大和諧」精神發作,會畢設宴款待與會的每一位中國學者,而且還一一親自致邀。其重禮的風度,多年後杜維明先生還對我親口殷殷道及。

那天,除陳榮捷先生因故婉辭外,所請都到了﹕唐君毅、牟宗三、張鍾沅、李芳桂、吳納蓀(鹿橋)、成中英、杜維明、方天倪(方師公子)和我等,在當地一家中餐館餐敘。唐先生原與檀島弟子事先有約,臨時延期,不願錯過方師邀宴。而牟先生和方師是卅年首度海外重逢,雙方論學或意見相左,但賓主禮數不差,主人是和其師熊子真先生一輩的。整個宴會氣氛融洽,敘談甚歡。大家自然談到大陸哲學界的情形,對於馮友蘭方師說了句笑話﹕「馮友蘭,他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應帝王!」對大陸哲學界,先生一向懷有深厚的同情與關懷,對一些因政治因素而言不由衷的某些言論,他總是抱著「其恕乎!」的態度,從不忍苛責,獨對馮友蘭的表現批評較嚴而已。

不料,我那天居然狂簡得可以,說道﹕「老師,我有一聯﹕『無門為大;有品自高』!」老師聽了莞爾。換個別的庸師,哪還得了!當著老師賓客朋友的面,何方狂徒,膽敢倡言「無門」!

先生教人,提倡嚴格治學,平實用功,尊重(真實)學統,厭惡(虛妄)道統,尤其厭惡門戶。常說﹕「我的門是開著的。」學生一旦畢業,便以朋輩之禮相稱相待,履行「眾生一往平等」。不但是家中女僕阿嬌、連方師母都稱我們「x x先生」!

 

哲學界的方世玉.俠林高手!

 

外界僅知桐城方氏家學易學四百年,文功蓋世;很少人知道,方門武學武功也代出人傑。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文武兼資,俱有將相才。俠林之中,更有曠代高手方世玉。忽略了這份俠氣,就忽略了方東美精神大半。所謂「俠氣」,就是那份為公義打不平、為民族爭榮耀的精神,還得要有本領和肝膽。在國際學術擂台上其英勇表現活像他的同宗俠林高手方世玉。一九六四年他戰勝英國代表芬里那一仗早已成了東西哲學界的佳話了。

 

據外電報導,先生研究態度嚴正,修辭典雅,學識淹博,辯才無礙,針對種種問題,肆應有方,使與會學者留下深刻印象。尤以禪宗機鋒挫銳英國代表、倫敦大學芬里教授(Professor J. N. Findlay),語驚四座,大放異彩,掀起全會高潮,至今傳為佳話。

按芬里於分析哲學及黑格爾哲學在西方均極負盛名,會中兩度發難,挑戰先生對中國形上學意境描繪猶如美夢,難道中國歷史上未經痛苦災難?請問有何妙法可以說服,使其相信先生之美夢?先生雍容嚴肅以對,初賞其不乏自覺意識能力,頗能辨識夢與非夢;次嘉其不乏美感判斷能力,更能辨別美醜;繼引德國詩哲哥德名言,謂古希臘民族之偉大天才正表現於善能作人生之美夢;終引用英國牛津大學古典研究教授道滋親告故事一樁,間接啟發之。略稱﹕道滋某次於倫敦大英博物館觀賞古希臘巴錫農雕刻藝術,陶醉其中、無任神往之際,突聞某英國少年魯莽致問﹕「恕冒昧坦承,面對此類希臘事物,某毫不為動,未知閣下何以竟對之如是專注著迷?……」至此,先生反問芬里﹕「倘使閣下與道滋教授易地而處,面對此位英國無知少年,請問有何妙法,可以說服,使其相信閣下之美夢?」語畢,全場爆起如雷掌聲。芬里猶為抗辯﹕「某乃堂堂學者,豈是無知少年?」先生正言笑曰﹕「在正式談論中國哲學之學術場合,爾乃無知少年!不但中國古代偉大哲學家之眼光看爾如此,即使區區我方某人之眼光看爾,亦復如此!」芬里只得收拾皮包,悻倖離去,口中喃喃抱怨﹕「斯人也,絕對武斷!……」云云。此時歐美學者早已紛紛列隊,集結會埸門口,爭相與先生握手為榮,道賀曰:「閣下之高明反攻,令人激賞!」(We admire your counter-attack!……We enjoy your counterttack!)  

 

會後,事聞於夏大校長;不久假宴會之便,特意安排兩氏鄰座首席,藉得交談,化解誤會。芬里趨前對先生禮貌表示,日前會場發問的確出乎好奇、無知,絕無惡意。先生笑納不計,化干戈為玉帛,更廣就東西哲學若干問題與之充分盡情交談,毫無芥蒂;而其對英國哲學、西方哲學造詣之深,尤令人折服也。二十多年後,芬氏於紐奧良美國哲學討論會上與先生弟子劉述先教授相遇,不但表示對先生由衷欽佩,並明言其個人晚期思想因之丕變,成為一自然主義者,而嚮往道家,尤其老子!

 

燭光惜別晚會

 

一九七二年先生台大退休。學生為他舉行了一次深情感人的燭光惜別晚會,略如下述﹕

在告別杏壇的燭光惜別晚會上,他慨乎其言之地大聲疾呼,要國人重視國家教育,不可吝嗇教育投資。那天燭光晚會,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行,充滿了莊嚴的象徵意義﹕象徵一位真正在文化與教育的田地上忠於職守、辛勤耕耘了五十年的老圃、臨去前的現身說法。那天擠滿了由各地趕來參加的青年學子群。鬢髮蒼蒼、大家的「方老師」,被擁上了講壇,在一片熱情洋溢、純潔天真、充滿了青春氣息。而又依依不捨的氣氛中,面對著幾百隻充滿期待神倩的眼睛,他道出了他的心事和心聲。那天他語調緩慢而低沉,聲音略帶嘶啞而蒼勁。他的說話好像一位策杖而言的牧羊人,完全不像平日在大學學壇高踞獅子座,發獅子吼,一副大師說法、大雄無畏的神情和氣慨;然而卻予人另一種崇高、莊嚴、寧謚的悲劇美。他的話,句句自心坎流出,句句打進了青年的心坎——是兩代間的心聲、智慧、和情操的交流,這裏融化有他的傷感,有他的悲憤,有他的悽傖,有他的熱情,有他的悲願,有他的希望。總之,有他的整個生命。他眼睛中的淚光,眼前的燭光,和青年們張大發亮的目光,光光相網,交映互輝,融成一片,象徵華族的慧炬長明不減。這是一幅多麼感人的廿世紀「傳燈圖」!

那晚他最動人心弦的一句話,長久在青年耳鼓迥蕩不絕的是﹕“我的孩子沒有繼承我的學術生命,我只有心智上的後裔(intellectual heirs)。這句話,會因著時間而傳到悠久的未來。「寫瓶有寄, 傳燈不絕。」

他放下教鞭了,但他忘不了五十年前第一天邁向講壇、初執教鞭的景象﹕他忘不了武漢。五十年來,他的壯志實現了多少?他的理想實現了多少?他以心血所灌溉、所培育的花朵開放了多少?很少。這一切能怪他麼?這不只是他個人的挫敗,不只是他個人的悲劇,不只是他個人辛酸,不只是他個人的悲愴。這是整個時代遭遇的大悲劇和大不幸。因為這五十年中我們所遭遇到的是整個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亙古未有之大變局和大動蕩,在一個全民族幾乎慘遭亡國減種的大時代大悲劇裏,他個人的壯志難酬,他個人的挫敗

他個人的悲劇,又算得什麼呢?所以,一念及此,他毫不悲親,更沒有消沉,眸子裏又閃亮出民國七年「少中」時代方東美的豪邁與勇決來了。但是呈現在他眼前的,已不再是比他年長許多的武大學生,而是比他年幼若干倍、相隔兩三代的年輕後生;而他自己,也不再是風度翩翩的青絲少年了。

 

最後三年.講座輔大

    

一九七三年我回台大服務,曾以絕大的誠意與禮敬,聘請方師留系兼任,繼續貢獻,他堅辭不肯。他在台大含辛茹苦,忍辱負重,二十六年,得不到應得的尊重。我也實在不忍心再留老師常睹這塊傷心之地。這時,輔大哲學系主任(我的學長)張振東博士神甫大力爭取,于斌校長樞機特派代表、文學院長高思謙神甫,親以「講座教授」致聘,保證充分講學自由。先生發表「就職講辭」那天,我也獲邀,得以來賓身份出席聆講;多年後我把這篇講辭譯成英語貢獻西方。先生最後三年生命,貢獻在輔大,更貢獻在世界,除了健康日損之外,他精神是愉快的,生命是充實的。

但是先生內心深處有一大痛心。原來他在台大七年講學的錄音,全被一位聰明而不肖的門生阬了。為了進台大,某君申請資料言明﹕保存有先生講學錄音帶二百六十八捲。一年後,只拿出拷貝八十捲,且經變造,出現種種雜音干擾,先生試聽之後,發現全不可用;被欺受騙,痛心之餘,將他逐出家門,永遠絕交。真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先生以其堅忍無比的性格,大雄無畏的精神,在輔大重新宣講一遍,給人類留下一筆寶貴無比的精神寶藏和遺產。幸虧冥冥中有此神明安排。否則,《方東美先生全集》十三卷中就會減少五大卷,共二千五百餘頁,諸如﹕《中國大乘佛學》、《華嚴宗哲學》(二卷)、《原始儒家道家哲學》、《新儒家哲學十八講》等。試問缺少了這五大卷,對人類文化、哲學智慧該會減色多少!從這次不幸的事件,我才更親身體認到先生的真正偉大。起初他對我頗不諒解;因為辭退某君之前我竟未使先生與聞;但他一旦發現真相及證據充實之後,便立刻召集多位同學友好到府,鄭重聲明﹕「直到今天為止,我的同情是不在孫先生這一面的。」通常,人的同情總在被辭的一方,不在能辭的一方。     

三十三年過去了,今年三月二十七到二十九日,輔大召開「『創化與歷程』國際哲學會議﹕東西對話」,來自美國、日本、大陸、台灣的三十多位哲學者,包括美國歷程研究中心主任柯布教授的代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格林芬教授,先生的美籍大弟子夏威夷大學《東西哲學》季刊主編安樂哲博士等。大會安排我首先宣讀論文〈方東美與懷德海﹕東西歷程妙觀的對璧雙星〉並擔任一場主席。躬逢盛會,我能不公開表揚,感謝母校輔大當局當年的遠見與開明,尤其前張副校長振東神甫的一切努力和貢獻嗎!

批評《論語》,軒然大波

     先生退休之後,原可安享餘年,用他自己的話說,「多接觸一點個人青年時期以來就喜歡的詩詞」;可惜事與願違。他在輔大課堂上鼓勵青年,研究儒家哲學孔子哲學,眼光不能只局限在一部《論語》上,《論語》固然有其價值,但也有其限制性;大家應該多看點別的儒家重要經典,如《書》、《易》等;先生還特別稱贊說,它作為一部《格言學》,《論語》是「人生經驗的結晶,可謂言簡意賅,字字珠璣」!但指出它不是一部系統完整的哲學著作而已。這篇勉勵同學多讀一點書,眼光範圍開放得更廣博些的講話,平實道來,何奇之有?何至引起誤解?

這篇課堂講話,經同學記錄,《中央日報》(一九七四,元月廿—廿二日)發表,島內登時引起軒然大波,大家不「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就指摘「方東美反對讀《論語》」,這還了得?當時台北的文教界正奉令大力提倡「孔孟」、「復興中華文化」,領導者總統蔣公、副總統嚴公,文士學者,袞袞諸公,怎容得下「反讀《論語》」、「輕視《論語》」離經叛道的方東美?第一個跳出來大肆攻擊的,是任卓宣先生(葉青);先生逝世徐復觀先生攻擊的火力更猛烈了, 他說方不重視《論語》,不啻毀滅中國文化,而所用的手段(替代栽贓) 尤其鄙劣云。說得比較含蓄婉轉的是錢穆(賓)先生。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座講演,一開始就幽了一默﹕今天,我想天下沒有誰會反對《論語》吧?若有的話,就是方東美先生

 

從這件不幸的「軒然大波」,使我學到「平心論學」做到是多麼地不易!這次事件發生很久以前,在一個不甚相干的文義脈絡之下,記得先生偶爾談到中西學者治學作風不同,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中國人聰明,但聰明得可惡;西洋人笨,但笨得可愛!」這場「軒然大波」今天在大陸上仍是餘波蕩漾哩。事隔多年,我無意替先生或任何人打筆墨官司。只把老師的詳細答復文本,引述於下,讀者看了當可自下判斷,畢竟這是悠關中國文化得一件不算小事啊!看哪方面較可愛些;同時也可領略一下他老人家講學時的桐城方音,虎虎生氣﹕

 

現在,我認為,要了解孔子傳承的思想線索,《尚書》〈洪範篇〉,乃至〈虞夏書〉、〈禹貢〉,都是極重要的材料; 同時,第二方面是另外一部書,《易經》。《易經》平常有人叫做天書,其實何嘗是天書,至少是有字天書。但是關於這一部書,在現代有些人,就引證許多說法,說那是卜筮之書,而且有人以為《易傳》的部份,不是孔子作的。這一種錯誤的見解,暫且不去談它!且先就《周易》這一方面來說,再有許多人把周易常作有字天書,不敢用,又看不懂,又沒法子處理《周易》的哲學問題,甚且把《周易》的成書年代拉到戰國同秦漢時代,因此而把這樣重要的典籍排斥掉。而儒家的思想典籍,剩下來的只有《論語》。關於這一點問題,去年我在輔大哲學系討論到《周易》的問題,有同學將筆記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竟然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文中還有人自說渾身捏把冷汗!為什麼這樣呢?因為這些人沒有看過中國重要的典籍,不曉得我的說法是否有根據,而只看到許多人反對《易傳》,所以就被人家嚇倒了,只好自己流冷汗,這些人根本不能夠為我捏一把冷汗,因為我是充滿熱血的!我看的問題,他看得不清楚!另外還有一類人,了解儒家只懂得《論語》裏面幾句話。我說講儒家的思想不能夠只看《論語》,我的這一種說法,把這類人的立場根本動搖了。所以就在那個地方慄慄危慄地發抖,然後藉《論語》來歪曲我。就這一點而言,其實我並非不重視《論語》這一部書。《論語》這一部書,只是孔于的《言行錄》以及孔門弟子的《言行錄》,它不是《思想錄》。假使你們看《易傳》有許多「子曰」,就以為《易傳》是孔門弟子偽作的,那麼這個《論語》何嘗是孔子作的,而是孔子的弟于子,孔子弟于的弟子寫的。

 

原來《論語》有《魯論》廿篇,《齊論》廿二篇,再有後來孔家的牆壁裏面所藏的《古論》,(彼此)顯然不同!但是這三種《論語》,在王莽時代、比王莽稍為早一些,被一個不學無術的張禹揉合錯亂了;以後鄭康成注的《論語》,根本是張禹傳下來的板本。因此,就《論語》的內容看,它是孔門弟子再傳的門弟子記的,而原有的三種不同的《論語》板本,披西漢末年的張禹揉合了、錯亂了。而在這一點上,為什麼獨厚於《論語》,而薄於《易傳》、《尚書》呢?平常讀《論語》的人,往往忽略王充的《論衡》,即便在漢代,從漢武帝以後,儒家獨尊的天下,在王充的《論衡》〈問孔篇〉,就對於《論語》採取批判性的攻擊,甚至有時大罵《論語》裏面許多的問答、只是吞吞吐吐說了一半,就是說了之後,有些地方也是上下不相應,前後矛盾。王充當然不怪孔子,而怪門弟子,說這些門弟子太陋,有那麼一位大師在那裏,為什麼只讓他說了半句話就停止,不讓孔子詳細交待個清楚?

 

因此,王充在《論衡》〈問孔篇〉,摘出四十到五十以上的《論語》句子,指責這些句子語氣不足,理由不充分。為什麼門弟子不進問下去?好讓孔子再仔細加以解釋。試問何以在漢代儒家獨尊的時候,王充尚可以在《論衡》批評《論語》一書,而我們在今天承受了中國整個的思想,又接獨了西方的思想,難道我們對於《論語》這一部書,不能夠提出問題來質問,並指出《論語》在思想上的長短嗎?我對於那些歪曲我所說的人,不是提出學術問題來問,而只就枝節問題來發問質疑h所以我不答覆。現在我藉這一個機會,就要問問,那些人批評我對於《論語》的觀點,那麼他對於《論語》的板本都讀過了沒有?對於王充《論衡》〈問孔篇〉舉證論語五十個以上的例子、繼則指出《論語》這一部喜的限制性,了解不了解呢?如果平常只抱著《論語》這一部書、而不曉得儒家尚有更重要的典籍,這在學問上根本是一個土(念「頭」)包子,對於世界的學術大勢一點也不清楚!

 

在現代哲學方面,必須透過比較哲學的眼光,從東方的中國哲學,印度哲學,以及西方的自希臘以來經中世紀直到近代的各種哲學思想體系,都能弄清楚了以後,才可以談哲學,才可以談純理哲學!而《論語》這部書,就學問的分類而言,它既不是談宇宙發生論或宇宙論的問題,又不談本體論的

純理問題,也不談超本體論的最後根本問題,而在價值方面也不談包括道德價值、藝術價值、宗教價值等各種價值在內的普遍價值論。那麼《論語》就不能歸類到任何「純理哲學」的部門。它究竟算是什麼學問呢?就是根據實際人生的體驗,用簡短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所謂「格言」!用來在實際的社會行為、政治行為、道德行為上,根據豐富的經驗,指導實際的人生,這樣學問稱為「格言學」(Moralogy.

 

論語》這一部書,當然對於實際的人生是非常寶的。它是人生經驗的結晶,可謂言簡意骸,字字珠璣。但是它既沒有論及宇宙全體,也不能包括本體萬有,也沒有對本體萬有的最高根原加以闡明。它雖涉及 “Moral Items, moral Virtues” (德目論,但是沒有普遍的價值論。總之,它即使充滿了豐富的人生之智惹,仍不脫「格言學」之範圍,「格言學」怎麼可以代表哲學全體?所以趙普可以拿半部論語去玩弄它的實際政治,其結果是有宋一代積弱不振,遑論遠邁漢唐?明明宋初開國君主的老師是陳摶這一類道士,但又被趙普用儒家的招牌玩弄了,這在學術上自然談不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何況宋儒很少具備了歷更上的「才」、「學」、「識」,於是元人根據宋人的宋史材料,在宋史中加了這個《道學傳》,形成虛妄的道學氣氛。這是一種「學弊」。

 

真正有教無類.春風化雨

 

      關於方師的全部著作細目,茲從略,有興趣深造的讀者,請參考拙譯其最後大作《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黎明版,二○○五,下冊,〈附錄五〉,頁二五四——二八二。

若是讀者讀了上引有關方先生的許多逸聞逸事,印象中以為他只是一位威嚴赫赫的嚴師、或學術大權威,不易親近,那你就大錯特錯了。請看當代佛教淨土宗在新加坡、澳洲弘揚佛教(育)的淨空大師最親切的第一手見證,就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多麼真正「有教無類,春風化雨」的千古良師了﹕

 

我有三個老師。 ……

 

第一個老師方東美先生,我跟他認識是毛遂自荐,沒有人介紹。知道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距離我們家鄉很近,大概只有三十公裡,算是同鄉。所以我就寫信給他,仰慕他,很想跟他學哲學。我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他,一個星期之後他回我的信,約我到他家裡去見面,星期天到他家見面。見面他就問我的學歷,問我家庭狀況,我就統統告訴他。生活在戰亂當中,抗戰期間天天逃難,日本人在後面追,我們在前面跑。所以在那個時候失學三年,我只念到初中畢業,父親過世了,自己要有謀生的能力,沒有能力照顧家,生活非常清苦。

 

方先生了解之後告訴我,他說現在的學校,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學生,他說你要到學校去聽課,你一定會大失所望。他老人家說這幾句話,我就等於涼水澆頭,沒希望。那一年我二十六歲,所以我感到很沮喪,方老師就看出來了,然後安慰我,他說:這樣好了,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所以我跟他學(上課)是在他家的客廳小圓桌上,我們一對一的教的,這樣教出來的。我非常感激他,到以後我也認識了不少他的學生,包括在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也是方老師的學生。

 

他們跟我談起來,聽說方老師是在家裡頭教我的,都感到非常驚訝,方先生眼睛長在頭頂上,根本就瞧不起人,他能夠把你叫到家裡去教你,那一定很特殊!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們一分錢的供養都沒有,接受他給我講了一個系統的哲學概論。最後一個單元講佛經哲學,我覺得很奇怪,我說佛教是迷信,它哪裡是哲學?他說: 你不知道,佛是大哲(大哲學家),佛是聖哲,佛經是哲學裡面的最高峰,我把它說做高等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他這幾句話打動了,觀念轉過來去看佛經,去逛寺廟,去看佛經。從前是不登寺廟的,完全與它隔絕,不接受的。結果愈看愈歡喜,……

5.小綜結

 

對青年朋友,「述小事.懷大哲」,述到這裏,該作個小綜結了。話是由兩位大陸學者蔣國保和余秉頤先生的新著《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方東美思想研究》結論章論「方東美思想的歷史定位」節而引起的。首先我得稱讚這本研究方先生思想的力作,時歷十五載,人共經三位(一位中途積勞逝世)。無疑地,它是一部既同情、又客觀、而又深入的學術研究佳作。該節引述杜維明先生的一句斷言開始﹕

 

杜維明先生曾經指出,在中國現代思想家中,真正能和「西方比較傑出的思想家進行公平的對話,這種現象目前還沒有出現。」

 

杜先生在下這一斷言時,似乎忽略了方東美先生的存在,沒有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便嚴格限定,方東美也算得上能積極呼應西方西方現代學術精神的哲學家。作為一個與史賓格勒(1880-1966)大體同時代的哲學家,方東美不但具備與西方比較傑出的思想家進行對話的學養,而且積極提倡中西學術的對話,自覺進行中西學術對話。從學養上講,他是學西方哲學出身,後又幾十年專門從事西方哲學教學,且始終將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中心,對西方學術有相當全面、深刻的了解,確實具備了與西方學術界進行公平對話的可能。

 

他把提倡中西學術對話看作自己應盡的責任。平時在教學中時常告誡學生,扎實地了解西方學術思想固然重要,但切不可導致盲目的崇拜,以為「西方的月亮比東方圓」, 要敢於以平等的身份與西方學術界對話。對有些學人「面對歐美當前若干思潮,不予辨別,慎取,竟全盤介入,蔚為清談」,他「深惡痛絕」。因為他覺得這只是文化販賣,非但無助於中西學術對話,而且勢必扼殺這一對話。

 

大體上我認同作者對杜先生的回應;但也想借重杜先生的斷言,而稍微更易其意味﹕方先生與許多西方學者從事對話的時候,原來就不是站在一個「公平」的地位的,意味「方先生是站在一個遠比對方為高的優勢地位,才與他們進行對話的。」他與英國芬里教授那次「非平等」、「非對稱」性的對話,就足以代表說明了。我到願意賴著性子等,多等些歲月,等到多有几位西方學者,真正能夠和方先生同樣地一身兼備「中、印、希、歐」四宗之傳,統「科、哲、藝、教」四域之美,再與他老人家真正地進行「公平對話」吧!若是誠如杜氏所指,「目下這個現象還沒有出現」,恕在下用英語直言bluntly)﹕“Who is to blame for all this?”(「請問這一切該怪誰啊?」)

杜氏的斷言,當然不是全然無稽。他是歷史家,不難從歷史上去求解。並非中國的學術人材缺乏,也不是民族的基因不良;中國學術人材得不到充分正常的發展,大部分是歷史背景因素造成的。試問﹕自從英法聯軍燒掠圓明圓、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反右、文革………等一連串殘酷的歷史背景下,大家幾無寧日,中國學術人材的培育、成長、發展過程能夠和其西方的counterparts相提並論嗎?

      遠如先秦兩漢不必說了。隋唐時期,高麗日本來華的遣唐使,誰不需要學好唐音漢語?即便到了元明,還不是照樣有馬哥波羅、利瑪竇等像樣的人物才敢來華辦差?張居正當的是在文治武功上皆全球第一大帝國、大明朝的宰相首輔。直到明末清初,意大利米蘭畫派最傑出的代表畫家郎士寧,替乾隆爺的嬪妃畫像,還不是得雙腿跪著作業?那時歐洲的大才狄德侯、伏爾泰、萊布尼茲、哥德,誰不都是「中國崇拜」的大小代言人!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積弱被欺,也不過是近二百年間的事吧了。「我們過去弱過,但從未小過!」我們正應該這樣正告世人,這樣正教我們的孩子——中華兒女,我們的下一代,……子子孫孫。只要我們不再浪費時間,不再糟蹋人材,重新重視文化,重視教育,重視智慧,重視人材培養,重視從教育根本上厚植國本——教育才是最好的國防投資,那麼,以歷史的久遠,人口的眾多,民族基因的素質,文化背景資源的豐富,只要發展方向正確,努力方法得當,還愁不能出現「中國學者與西方的學術界進行公平對話」的現象嗎?中國還不應該多出几位像方先生一樣——「像個中國樣」——的學者嗎?若是只因為桐城出了一位方東美,我們就深引以自豪,我想,那才是中國的悲哀所在哩。我們大家非但不應該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應該深感難過才是!敬愛的讀者朋友,您說,對嗎?



2 參看小赫胥黎,《大好新世界》(紐約﹕永恆叢書,一九五八) ,頁九七—九八。

 

3參看方東美,《方東美先生講演集》(台北﹕黎明文化,二○○五),頁九九—一○○

 

4參看方東美,《堅白精舍詩集》(台北﹕黎明文化,二○○五),頁三七七,三七九。

 

5 參看吳經熊,〈浩然氣.赤子心〉,引見拙譯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t台本﹕黎明文化, ○○五), (代序二),頁五○—五二。原載楊士毅編,《方東美先生紀念集》(台北﹕ 正中書局, 一九八二), 頁五三—五六。

 

6 吳森,《比較哲學與文化》(台北﹕東大圖書,一九七八),頁一九一。

 

7 參看J. A. 雷敦,《個人與宇宙——形上學導論》(紐約﹕D. Appletoon 出版公司,1922),頁六三。

 

 參看方東美,,《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台北﹕黎明文化,二○○五),頁三七七。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八八),卷廿六,頁三二。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頁四二。

 

 同上,頁四十。

 

 參看方東美,《方東美先生演講集 》,頁四六。

 

 參看同上,頁二二四—二二五。

 

 參看方東美,,《新儒家哲學十八講》(台北﹕黎明文化,二○○五),頁六二—三。

 

參看蔣國保.余秉頤,《系年代新儒家研究叢書﹕方東美思想研究》(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二○○四), 頁三九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