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按﹕前輩學人桐城方東美教授是最早使用懷德海與柏格森式的哲學術語詞匯，以英文著作，成體成系地，向西方介紹發揮中國四大歷程思想傳統的哲學精義與精神、贏得舉世推崇。然而他的傳記資料卻出奇地缺乏。過去，抗戰期間，只有前北大哲學系主任賀麟教授在《當代中國哲學》中對他作過簡要的評介。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國內外恐怕還沒有方氏年譜，或一部全傳。

筆者孫格拉底謹識 www.thomehfan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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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向大家介紹一點東美先生的大學時代。說起方先生當年的學生時代的生活，真是有趣。讓我先引述一位美國傑出的哲學教育家、當選過一九六七年「全美哲學名人」  （Man of the Year in Philosophy）的韓路易博士（Dr. Lewis E. Hahn）對方先生的推 崇和欽敬。韓路易博士是南伊利諾大學的哲學研究所主任，畢生獻身哲學教育，長期擔任美國哲學會秘書長。不僅桃李滿天下，而且閱人眾多，他所接觸過的世界各國哲學家真是無虞千百。但是，當十多年前，一九。某次到了華大，當時擔任研究院長的韓路易博士，第一次聽到東美先生用優美的英語宣讀論文之後，就為之傾倒不已，認為是哲學界的一代奇才（a rare personality）。到了一 九六九年年方先生第二度代表我國，出席夏威夷大學第五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宣讀論文：「從哲學、宗教、與哲學人性論看人之疏離」（The Alienation of Man in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使許多歐洲代表，尤其德國學者，都佩服方先生學養的淵博精深。韓路易教授若干年後（一九七一）對我表示﹕“我們並不驚訝方教授對西方哲學的造詣，那是很顯然的；使我們驚訝的，是他對我們西方宗教的了解也這麼深刻！」當時我就告訴韓氏：“也許您有所不知，方先生早年本來就出身一個宗教氣氛非常濃厚的教會大學南京金陵大學。 ”同時我還告他，方先生早年學生時代一件險遭開除的趣聞，就是從金陵大學傳開來的。

方先生步上講台，心裏明明知道，這是一場不易得勝的險仗，但又不能臨陣脫逃。一想幼年在家讀過的子部裏有《孫子》。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分明提示智為首德；又有“避實擊虛，”“出某不意，”“攻其無備”等策咯。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頭，說道：“老師講的是西洋學問、宗教哲學，學問內容是大家過去毫無基礎的；但是所用的課本是英文。根據英文的正確瞭解，老師方才對內容的解釋，實在有值得商榷的餘地。”說著便用粉筆把書中某段某句，用圖解法（Diagram），全部劃在黑板上。然後就句子的結構、文義的主從關係等，對全句整段的意義做了一次修正和補充發揮，贏得全班同學由衷的贊嘆，使這位王博士也不得不對小小年紀的方東美刮目相看了。從這件小事看來，足以顯示，方先生在少年時期已經是多麼地膽識俱足，機智過人﹕他的國學根底壓倒了國文教授，英文造詣難倒了留英博士，這是多麼才氣奪人的翩翩少年！

真正的原因，披事後瞭解，是方先生少年氣盛，鋒芒畢露！其實，方先生到老年氣也不衰呀！平時在教會大學不知得罪了多少牧師教授。而他的學業成績又卓越出眾，好得無懈可擊。而從學校眼光來看，方先生那一批少年朋友，經常書生浮議，批評校政，個個顯得都「不老實」。學校訓導當局不得不痛下決心，嚴懲禍首，又苦於「師出無名」。正巧方先生在教堂做禮拜時偷看小說，被當場抓住，逮 個正著。大好機會怎能錯過？於是提到全校教授團會議，主張「開除」，目的是殺雞嚇猴，想嚇唬一下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罷了，也許一經其他教授講情，就改記一次大過了事。殊不料正在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教授團中突然殺出了一位程咬金，哲學系的美籍教授漢密爾敦博士（Dr. Clarence Hamilton）。方先生在金大念的是哲學系，正是他平時最賞識的得意門生。漢密爾敦博士，思想開明，為人公正，也不滿教會大學某些制度和作風。他從教授座中徐徐起立，鄭重向大會提出一項新案：建議「趕緊把金陵大學關門」！然後說明應該關門的理由。他認為大學應該有大學的教育宗旨，教會大學也不例外。大學教育的宗旨是培養未來社會上各界優秀的領袖人材。這就是教會大學與傳教士訓練班不同的地方。我們不能完全忽略一位優秀青年內在的才華與潛力，而只因為一件在教堂裏不守規矩（不讀聖經，而看小說）的小小過失，就把他拒之於大學校門之外。請問我們在華創辦教會大學的教育宗旨何在？若是沒有正確的大學教育宗旨，這樣的大學早已失去了它據以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了！此議一出，全場諤然。原先的開除案，經此一駁，無人附議，也就不了了之了。方先生的「不守校規」和漢密爾敦博士的仗義執言，妙語解紛，馬上都傳成了金大校園佳話。方先生晚年每次談起他這段少年得意往事，往往還很風趣地補充一句﹕“我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都是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偷偷讀完的哩！”

漢彌爾敦博士不僅是位傑出的教會大學教育家，而且對佛學、尤其是唯識學、有濃厚的興趣。下過二十多年苦功，精研唯識，把《唯識三十頌》翻成英文，風行歐美，成為西方人研究唯識的權威學者和先驅。十多年前，到過臺灣，訪問東海大學。那是他已高齡八九十歲了，依然健步如飛，打乒乓球，爬山約野，許多年輕人都不是他的對手。退休後一直隱居在加州歐柏林（Oberlin）。六零年代方先生在美講學，還專誠去拜訪他這位四十多年前的恩師。兩位老先生，一個白髮如銀，一個也是鬢髮蒼蒼了，談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都笑不可仰。這時多麼感人的一幅「尊師重道圖」！

此外，他又是《大英百科全書》關於中國哲學與佛學方面的特約撰稿人。現在歐美，凡是治中國哲學與佛學的人，沒有人不知道Dr. Clarence Hamilton 鼎鼎大名的！誰知這樣段東西文化交流上的公案，竟與幾個中國頑皮少年有關？若不是漢彌爾敦博士多年以後親自道出，誰也不能相信。這不印證了佛說的「緣會」、「因緣和合」了嗎？方先生少年時期的鋒芒，說不定是為了某樁大事因緣呢！

這次險被開除的風潮竟使方先生因禍得福。會議之後，不久校長召見。校長鮑爾溫博士（Dr. Baldwin）直問力先生為何與一些同學專門跟學校搗亂？跟老師作對？方先生以一個二十歲不到的青年，面對著堂堂大學校長，居然侃侃而談，暢論大學教育之道，聲明並非跟學校故意搗亂，而是不同意學校的許多作風與制度。他說：辦大學教育要有大學的教育精神，要禮聘真正的教育家，來教育青年，不可以將教會傳教士訓練班的那一套搬到大學裏來，修道院可以大學化，大學不可以修道院化。同時指出當時金大教育的危機和弊端：第一、自從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之後，中國已從次殖民地的地位中站起來了，西洋教會想要在中國立足發展，一定得多瞭解、多尊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應該加強並著重在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等文史方面的課程，過去由教會人士一手引進的文史教員多半不是這方面第一流的學者，濫竽充數，不能令學生滿足。第二、金大當時是教會大學，從未向中國政府當局立案，今後中國教育制度走上了軌道，金大若不向政府申請立案，則所發的文憑不為政府承認，影響畢業生前途非淺。以上兩點，全為學校教育前途看想，希望校長考慮改正。校長聽了之後，非但沒有責怪這位傑出優秀的中國青年，反而頻頻點頭稱善，建議兩點，全部採納。後來金大的文史課程師資陣容加強，學校也向中國政府教育部正式申請立案了。而且還教育出兩位中國的教育部長，就是比方東美先生晚三班、出身金大的杭立武先生，和當今的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來華講學，次年南下到南京講學。而代表中國哲學會南京分會向杜威博士致歡迎詞的就是方先生（這篇英文講稿，現仍存在）。金大第一位教方先生西洋上古哲學史的就是杜威。起初，方先生對杜威還很欣賞，後來就發現與杜威根本無緣，尤其不喜歡他所提倡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所以師弟兩人早就分道揚鑣了。

民國十年，方先生坐上輪船，自上海經檀香山，橫渡太平洋，到美國新大陸遊學去了。說是遊學，真是遊學，不是溜學，更不是「學留呀」！他先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後來又轉到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最後又回到威大。民國十三年回國，前後總共不過三年光景，就修畢碩士及博士學位，奠下了他終生治西洋哲學深厚的基礎。其才分之高，用功之勤，穎悟之強，抱負之大，毅力之堅，都是罕有人及的。

那年暑假，別的同學都回家去了。方先生是異鄉遊子，無家可歸，留在學校，利用假 期拼命啃德文。一天，從外面回到寓所，發現房東的屋子裏面充滿了煤氣，再一聽，有人呻吟的聲音，快要死的樣子。而房門又是緊閉的。這時，我們哲學家淑世救人的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 馬上就冒出來了。說時遲，那時快，他一腳踢開房門，趕緊把人救出來；一看之下，原來是房東的大兒子，已經奄奄一息了，差一點一命嗚呼；就 立刻一面趕緊打開所有窗戶，一面打電話叫救護車，送醫急救。到了晚上，房東回來，激動得緊抱著他，連說﹕“你救了我兒一命！”方先生似乎就在這一剎那之間，當下頓悟：「原來哲學就是為了救人的呀！而哲學本身就是救世救人的大學問啊！」後來他常用濃重的「桐城方音」，對人說：“我救了他的性命。”

第二件使他常引以自豪的快心事，與學德文有關。他常風趣地對人講:“我十塊美金通了德文！”原來為了深入了解西洋哲學，老師（Dr. McGilvary）對他說:“你光通英文是不夠的，非兼 通德文不可。”於是他從德文系聘請了一位補習老師，言明每小時報酬五塊美金。花了兩個小時，只學會了德文發音，認為別的如文法生字等，可以自修，就把補習老師辭退了。以後但憑一股鍥而不捨的毅力，全靠自修，居然學通了德文，可以從德文原著直接閱讀康德、黑格爾、尼采、尤好哥德，而且眉批小註，琳瑯滿紙。其中英文的造詣，俱臻上乘，第一流的水準；德文法文，都能很流利地看書。此外，為了確實掌握西洋哲學的重要術語的意涵，他還兼習過希臘文和拉丁文；晚年還孜孜自修梵文，七十歲時，為了處理佛學專門術語，還托 台大葉阿月教授從日本替他買部梵文大辭典。

第四件，方先生在威大當研究生時的得意之筆，是寫過一篇十分出色的碩士論文《柏格森式生命哲學之評述》（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Bergsonian Philosophy of Life），標題近似羅素哲學方面的成名作《萊布尼茲哲學之評述》（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這篇論文，指導教授、當時威大研究柏格森、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權威學者 、同時也對黑格爾哲學與生物科學有深刻研究的名教授麥奇威（Professor Evander Bradley McGilvary）讀後，大為激賞，認為不但內容極為充實精彩，就是文筆也極為優美生動。馬上給系裏其他教授和研究生傳觀說﹕“像這樣的哲學文章，你們美國研究生寫得出來嗎？！”

後來，方先生借用柏格森和懷德海的哲學術語，以英文發揮中國哲學精義，寫成《中國人生觀》（The Chinese View of Life, 1956），是淵源有自的。可說完全是早年扎下的堅實根基。 同時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在未出國前，他對柏格森哲學已經是研究有素了。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在《少年中國》月刊、一卷第七期、就發表過〈柏格森生之哲學〉。在二十年代的中國學人之中喜歡柏格森哲學的，大不乏人，如張東蓀，李石岑，乃至熊子貞先生等。中國接受杜威的建議，一度正式發函邀請柏氏來華講學，可惜由於他健康不住，不能實現；後來反倒是那位最多爭議人物羅素來了。可是，直到今天為止，國人中對柏格森哲學造詣最深的，仍數方先生。這不過是他治學迥絕之處的小小一端罷了。

方先生留美的時候，二零年代，正趕上美國哲學界一窩風反黑格爾，提倡「新實在論」（Neo-Realism，又名新唯實論）。威大也不例外。所以他青年時代對新唯實論下過苦功，詹姆斯、懷德海、羅素等人的著作，本本精讀，終於寫成博士論文《英美新實在論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Neo-Realism）。

他之深愛柏格森，說來有趣，完全拜受羅素之賜。因為羅素對柏格森展開犀利而無情的批判，文筆俏皮瀟灑，極盡挖苦揶揄之能事，反而引起他極大的好奇。於是下定決心，非盡讀柏格森之書不可。誰知竟因此而終生愛上了柏格森，成為柏氏在東方的最大知音之一。方先生就有這種「怪」毛病，絕不媚俗阿世、趕時髦。別人愈是反對批評得厲害的對象，他愈有種衝動，非研究澈底不可。他的「怪」，也怪得出奇，怪得可愛；他的固執脾氣，也固執得率真，固執得有趣。無論古今中外，凡是在學問上有真知灼見，在思想上真正深造有得的人，尤其是一流宗師的人物，都不免有一份「固執」的勁兒，外國叫tenacity，指的是一股百折不撓的「韌勁」，火氣大再一點的，才氣再高一點的，就形成所謂「知性上的霸氣」（intellectual arrogance） ，在西方社會不但不為人詬病，反而受人欣賞和欽敬。在西方的學術界反而形成一種獨到的吸引力與懾服力，甚至震懾力。難怪他在六十年代在美國各地巡迴講學，人到之處，聽眾坐飛機汽車跟著他跑，真到了聞風景從，欲罷不能的盛況。一九六四年在夏威夷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他以淵博的學養，犀利的辯才擊敗了來自倫敦大學的英國代表芬里教授（Professor J. N. Findlay），贏得全場的掌聲與贊美。使與會的各國代表封中國學者者不得不刮目相看。會後，許多西方學者排隊爭著和方先生握手致意，連聲說:”我們欽佩你的反攻！” （We admire your counterattack！）甚至使那位以英文介紹佛學與禪宗而風行歐美、九十二歲高齡的日本代表鈴木大拙博士（Dr. D. T. Suzuki）也 肅然起敬，親派私人秘書岡村小姐持名剌到寓所代表致意。

剛才提到，他留學時期正趕上美國哲學界反黑格爾成風，威大也不例外，連那位最賞識他的老師麥奇威教授，本來原是專治黑格爾的權威學者者，也閉口不談黑格爾了。威大哲學系師生某次堅持敦請他重開黑格爾的課，他執意不肯。到逼極了的時候，才很風趣地說了一句:“君子不二過也！”（One can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twice!）。這次 他固執脾氣又發作了，三十六 計，走為上策。威大才唸了一年，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和好奇心，就只好跑了。跑到當時美國研究黑格爾哲學碩果僅存的雷敦教授（Professor J. A. Leighton）所執教的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他到俄大原是掛單性質，完全是為了跟名師。他的「出走」，在當時頗不得威大哲學系師生諒解；兩校都爭著給他研究院獎學金。結果方先生去了俄大，專為研究黑格爾，但保證準時回來。一年以後，覺得對黑格爾思想的重點和主要脈絡摸著了，就遵守諾言，又回到了威大，繼續再唸一年，完成那篇博士論文。民國十三年，由於國內友人和家人的催促，就匆匆束裝回國了。

然而，無論如何，他最忘不了武漢。因為那兒不但有影響全中國政治大局上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寧漢分裂），而且還有他事業上的初戀。

那晚他最動人心弦的一句話，長久在青年耳鼓迥蕩不絕的是﹕“我的孩子沒有繼承我的學術生命，我只有心智上的後裔（intellectual heirs）。這句話，會因著時間而傳到悠久的未來。「寫瓶有寄，傳燈不絕。」

              ----海耶克，「一九七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劃主任

         ----陳榮捷，美國賓州查南學院中國哲學與文化講座教授

         ----鈴木大拙，日本禪學大師

                                  ----柯文雄，美國華盛頓美洲天主教大學神哲學院教授

         ----錢鍾書，中國北京，學者、詩人、文藝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