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美大哲:书奇·人更奇

――兼论其贡献·特色·与未济

  

孙格拉底[1]

 

 

 

方东美教授(1899-1977

从福建金门远眺大陆

1974孙格拉底摄

 

 

 

 

 

 

 

 

 

 

一、概 述

 

「一个民族的特色不只在其伟人;而更在对他们认识与崇敬的态度。」[1]

    ――尼采,《希腊民族悲剧时代的哲学》

A nation is characterized not only by her great men but rather by the manner in which she recognizes and honours them.

--Friedrich Nietzsche, Philosophy during the Tragic Age of the Greeks

  

                              

(一)旷代诗哲成绝响!

今天住在台北市南昌街、牯岭街、南海路一带老一辈的居民,想必多还记得:三四十年前,每天下午三到五时左右,在台北市植物园或青年公园里,往往总会见到一位衣著简朴、仪态高雅、睿智而威严、悠闲而从容的老先生,或凝神静思,或赏花听鸟,或林中散步。一般市民,也许不知道或料到他是谁。

他、就是今天大陆学界公认“百年来中国哲学界真正学贯中西的第一人”的方东美先生。旅居美国加州的史学者赵佛重赞叹方先生「是一位志行高洁,学贯中西的宗师。也许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才得一见!」

上世纪八〇年前,中国大陆学界,中青一代,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方东美的,更别说认真研究过他的著作和思想了。两岸开放,鼓励学术文化交流以来,他们接触到《方东美集》,登时好像发现了一片思想新大陆似的,惊艳、惊奇、惊佩:海外竟有这样道地的中国哲学家,其大著「经纬万端,气象宏远」,「伟大的一代诗哲」!然而,那位远在北京、眼高于顶的文艺批评家钱锺书先生却深表悲观,他毫不讳言,慨叹﹕「像方先生这样的(古典)诗人,中国今后没有了!」[2]

(二)国际评鉴举隅

再看看国际学术界(印度、西方、日本)对方先生的评鉴,的确是百年来国人难得的殊荣。例如:[3]

一、「阁下何不用英语著述,为中国哲学与文化向西方及世界作代言,犹某于印度传统所为然?」

    ---- 拉达克里舒兰,印度总统

 

二、「……我们当代一位伟大的学者兼教育家。作为一位哲学家,东美先生不愧体现了他自己         的人格理想集诗人、先知、圣贤三重复合的人格于一身。」

    ----韩路易,「美国哲学名人奖」及「终身成就奖」得主

 

三、「对方教授浩巨的哲学辛劳,我们大家都应该深深铭感。他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哲学的独创性与高明。其卓瞻综括,使中国文化的崇山峻岭,大河幽谷,一一朗现,尽收眼底,得未曾有!」     

    ----戴尔.瑞璧,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教授兼哲学系主任,英国皇家科学院士,苏联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

 

四、「方东美教授是中国当代一位伟大的哲人;可惜其著作译介到西方者太少!」

     ----海耶克,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处理最艰深的大乘佛学问题,方教授举重若轻,令人叹佩!」

      ----稻田龟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亚洲及比较哲学研究计划主任

 六、「与捷同辈中国学人之中,影响力之大如方先生者,不多见也。」

      ----陈荣捷,美国宾州查南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讲座教授

 

七、「一九六四年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方先生论文精心结撰,堪称大会之冠。」

     ----铃木大拙,日本禅学大师

  

八、「虽然此世不能再会,但方东美博士之学风,深深感铭在我的心中。只有期待将有机会显扬    

中华民国的学风,而使日本学者也能由此有所反省及学习。」

     ----中村元,前东京帝大文学部长,印度学泰斗,日本东方学会会长

 

  九、「西方及美国承认台湾有哲学,是因为台湾有方东美!」

     ----柯文雄,华盛顿美洲天主教大学神哲学院教授

 

十、「真未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语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其英语之造诣如是优美典  雅,求之于当时之英美学者亦不多见!」

     ----麦克.摩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

 

十一、「我今日方知,谁才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查理.穆尔,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主要创办人。

 

(三)显学乎?绝学乎?

安徽大学的张泽鸿教授——笔名「张英后人」——最新报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方东美哲学的关注与研究逐渐热起来,近年来大有形成『显学』之势。《方东美集》、《方东美思想研究》的付梓,系列论文的刊出,博硕论文的研究等等,……。」短短数年之间,大陆学者对方学的研究成书十部,发表论文百篇。更意义重大的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安大正式成「方东美研究所」;同时,北京中华书局铁定明年出大陆简体版《方东美著作全集》,确为华语界一大佳音。

言之反讽的是,安大方研所所长宛小平教授(朱光潜先生的嫡孙),多次来台,出席国际或区域性的哲学会议,发现台湾地区哲学界研究方东美的学者竟是这么少!可方先生在台湾含辛茹苦足足贡献了近三十年(1948-1977)的生命,他半生的珍贵藏书,计八千一百一十卷,逝世后也都全部捐赠给孙逸仙纪念馆,贡献社会,嘉惠后学,……难道方学在台湾将竟成绝响?

 

 

(四)木竟如此,人何以堪?

正当思维方学在台凋零、不胜唏嘘慨叹之际,忽接一份台湾剪报(《联合报》,10-23-04),是华府友人陈一川先生转来的,标题:「方东美故居,珍稀日式建筑」,台北文化局建议保存,列为古迹!我这醉心方学的不死老兵,登时眼睛为之一亮,士气也为之一振,心下赞道:看来台湾的文化界,还不至于尽属无目之辈!堂堂哲学界的学者,竟不如文化局的官员?再仔细读下去,我的心又凉了半截。其推荐保存方东美故居,列为古迹的理由:台北市牯岭街604号、6号两栋日式建筑木料,都是「珍贵的桧木,……学者专家都认为相当难得」!原来如此!其著眼点,只是该栋建筑的木料珍贵难得!与人的因素无关。纵然上好的桧木材质难得,相信在台湾、日本、或世界别处,总还能找到一些。但像方先生这样上好的哲人材质,你到哪里去找?

 

 

二、祖先 家世

 

「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好先知道他的祖先和环境。」[4]

                                                  —— 朱光潜,《诗论》

 

然而,无论对人对物,重视基于了解。没有充分而正确的了解与认识,是谈不上有何重视与尊仰的。这方面,上引中国的美学权威、方先生的幼年同窗好友朱光潜先生提示的话说得好。下面谨就所知,照此方式,对先生其人其书及其志业,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简扼的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

(一)「桐城方」——那就够了!

先说一则台大逸事。前哲学系郭文夫教授,某次爲了一句文义,向先生请教。但他生性好奇好学,又同某中文系教授商讨,得到的解释,竟然不同。于是,只好再向先生请益解惑。「请转告某君:这是你老师的说法。他若问,你老师是谁,姓什麽?——姓方;哪里人?——安徽 ㄒㄑ ㄔㄑ (桐城音读),那就够了。」后来文夫跟我谈起,叹道:「看来老先生对他那『桐城方』三字(所代表的家学),十分自负!」

「老先生是有此资格的。」读史便知。

「桐城方」这三字,虽不是了解先生的「芝麻开门」(充份条件),却正是其必要条件。换言之,若我们不了解桐城方,就无法充分了解他。故不妨从此切入。

 

(二)治易家学祖传

但以易学为例吧。他家明清两朝,从阳明四传、十一世伯祖方学渐(一五四〇~一六一五)开始,而大镇、孔炤、以智、中通(兄弟三人),一直到他自己这一代,历时四百年,堪称累代治易。他二哥方琛(义怀),桐中名校校长,桐城市教育局长,就以善易知名,望重一方。外界一般只知道桐城派方氏文学——以方苞(望溪)为代表;很少知道桐城派方氏易学——以方以智为代表。桐城向有「文都」之称,即文化名都;而文化当然不只是词章而已。据先生自言,真正代表桂林方家族精神传统者,是道德气节与哲学智慧。

复次,方氏易、固是其家学。更是其祖传。这个祖、可一直上溯到炎帝神农氏和远古的伏羲(庖羲)氏。若问伏羲、神农真有其人吗?答案:真有其事,未必真有其标签特指的个人。「伏羲」、又名「庖羲」,「神农」,乃至「有巢」等,不是名姓(上古哪有《百家姓》),而是状词,指的是某氏的殊胜特长。而「氏」极可能是指氏族。这些特长,往往就指能为先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创造智能,乃领袖才具所不可或缺者。我们采功能观,即用见体,这样处理,就可以明白了:庖羲氏多才艺,教人烹饪,神农氏尝百草,替人医病,并教人耕种,务稼穑,有巢氏教人筑室以居,等等功用,时至今日,犹为日常人生所必需之事,岂是子虚乌有?职是,何必执著于考证其人之真假有无呢?但黄帝轩辕、太子阿雷等历史人物,当然是真非假。

(三)关键三祖:方雷方紘方德益

方氏家族史,比曲阜孔氏还长,迄今已经四千七百多年了。原来炎帝神农氏十一世孙帝榆罔长子、太子阿雷(姜裔),作战英勇,助轩辕大破蚩尤后,揖让不居;轩辕即黄帝位,拜雷为左相,功封方山(今年河南夷洲),因封地为姓,史称方雷,是为河南方氏始祖。

黄帝又纳雷女节为妃,是为嫘祖;节生帝少昊。故姬姓族中也有方氏后人,姬、方一家。殷商末年,左右镇殿将军方弼方相,恨纣无道,反出朝歌,助周武王灭殷,堪称鼎革之先驱。周宣王时,方雷二十六世孙大夫姬方叔,亲率兵车三千乘,平定荆蛮,统一周天下。(成语「望隆方叔」)。子孙以字为氏,自称「周大夫方叔之后」,史称正宗方氏。

周秦而汉,代有贤哲,昭载史册,历历可考。最关键人物,西汉丹阳令固始籍方紘,避王莽之乱,自河南迁居安徽歙县东乡(今浙江淳安),是为江南方氏共祖;再以歙州为中心,辐射展开,及于皖赣浙闽各地。

其中方德益一支,先世居江西上饶(广信),宋时或稍前,由广信迁鄱阳,鄱阳迁安徽休宁,休宁迁池口(安徽贵池);元初又由池口迁桐(今枞阳),定居凤仪坊(始称凤仪,继称桂林)。德益公、就是先生桂林方的一世始祖。

至其江西先世,方以智谓德益公出于方氏第一状元、南宋河南尹方逢辰,逢辰为方镕之子。其说与曾祖学渐序谱所言抵触。毕竟孰是?迄无定论。谨按学渐旧序言之在先,以智岂能不晓?然世谓「桐城方氏,盖歙州方氏之分支,固始方氏之苗裔也。」复按《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中记载:「歙之方,自河南之固始,无别出也。江南、闽广之方,俱自歙之东乡,无别出也。歙之东乡,则今淳安也。方之在歙徽者,皆出淳安,谱牒甚明。」这几句话,是了解先生先世溯源的关键点睛语。

据近人方阿哲〈云霄姓氏——方氏入闽(2)〉,「方叔的三子方廷佑的后裔分为两大支脉。其一是廷佑的二十七世孙方进的后代,据文天祥于宋端宗景炎元年所作的《方氏族谱》记载:西晋初期,方进的十九世孙方尤相任南昌刺使,携家定居于南昌城内鲤鱼池,这是方姓入迁江西的最早记载。」祖籍江西上饶(广信)的桐城德益公是否方尤相之后呢?仍然待考。但其来自江西,祖籍河南,为固始方紘之苗裔无疑。

方氏家族,由汉及唐,名杰辈出,除巨卿循吏,诗儒巨擘外,封伯男爵以上者,三十一人。自古及今,列名《中国人名大辞典》者,二百四十二人。史载:方氏在西晋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承诏定谱;《方氏血脉谱》成于东晋咸康二年(公元三三六),御题「名家盛典」,勅谕子孙「世代藏传, 永久勿失」。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赞以「文章华国, 诗礼传家」;其父苏洵誉之「文武世裔, 千古流芳」。而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序《方氏家谱》说得最好:「方氏之显于周汉,以达我朝,声光显赫,泽流及后者,何其盛哉!」

(四)历史评鉴,推崇备至

  到了当代,台湾的名学者梁实秋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大陆学者钱理群更赞叹备至:「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可以说,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台湾传记文学名作家高阳,总结最为公允:「方氏一门,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为中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 。」

(五)大方族始祖方德益:乐善好施尊文重教

方德益,原名耶,字耶公,考其行谊,诚有足多者,绝非寻常百姓,一介耕农。他元初迁桐,显为避世之隐君子者流(故对其江西先世,「名讳不传」);且家道殷实,一则捐地产之半,拓建桐城文庙前衢;二则捐资修建桐溪桥(清时重建为紫来桥,犹耗银六千两)。桐人至今德之。其尤难贵者,目光远大,深谙诗礼传家,文德兴邦之旨,移风易俗,身体力行,倡「尊师重教,崇礼尚文」,俨然家训。数百年后,桐城文风鼎盛,甲于全国,所谓「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 「天下文章归一县」!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曾有是叹。昔之区区一县,今则蔚然华国「文都」,岂偶然哉!以今语释之,德益公诚不愧此项「文都」都市计划之最初奠基人。

(六)大方族精神传统的真正建立者:方法

据先生自言,大方族精神传统真正的建立者与代表者,不是雄霸清文坛二百年的十六世叔祖方苞,而是五世嫡祖方法。以道德气节显,非仅以文学词章著也。

德益公子孙,初显于元,多循吏,服务一方,如二世方秀实,为元彰德主薄;三世方谦,为元望亭巡检;四世方圆,为元宣使等。其赫然现身中国历史舞台者,自五世方法始。

法字伯通,为海宁大儒方孝儒主试应天府时所得士,谊属门生。明成祖靖难之变,孝儒拒草登基昭,秉笔直书「燕贼篡逆」;被夷十族,殃及学生,法时任四川都司断事。成祖即位,诸司上表称贺,法独不肯属名,谓「此可以见先生于地下乎?」被逮解南京治罪,船经安庆,法望乡遥拜,赋诗二章,慨然叹曰:「已见父母之邦,可以去矣!」乃自沉望江死,年只三十七岁。世以义烈多之,洵不愧孝儒先生之精神后裔,兼大方族精神之典型先导。

关于先生在桂林方的简明先世谱系,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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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七)桂林方之得名者:方佑——风裁严峻 真御史

及六世方懋,五子皆贤,有「五龙」之目。中三房方佑(字廷辅,一四一八~一四八三),天顺元年(一四五七) 首中进士,季弟中六房瓘(方苞七世嫡祖)举于乡,一门殊荣。佑登第后,「拜监察御史,风裁严峻」;巡监两淮,再按广西,凡所巡历,人不敢徇私违法。有明代「真御史」之美称。及成化元年(一四六五),佑巡按桂林,都谏王瑞特颜其门曰「桂林」,「族乃大」,是「桂林方」之由来。惜性方刚,不畏权贵,忤宦官;为忌者中伤,遭廷杖三十,谪攸县,旋迁桂林知府。「在职八月,致政归,闾里视为仪表。卒祠乡贤」。[5]

二〇〇七夏,据枞阳青年学者陈靖考证,中三房方佑即先生七世嫡祖也。此层发现,至关重大:使半世纪以来外界对先生家世谱系诸多讹传一举廓清:如谓其为以智后裔、或望溪嫡脉云云,今查皆谬。

关键在六世祖方懋,开始七世分房,以智出中一房方琳,望溪出中六房方瓘,先生则出中三房嫡祖方佑。再从明代「真御史」风骨著眼,最能画龙点晴,还出先生性格特色来:狷介无私,刚正不阿,挺挺大节。「风裁严峻」,饶有组风,民国以来学界最缺乏的,不正是这种大公无私、「风裁严峻」的真御史吗?真御史者,正如孔子所言,「必其乡之善者谓之善,而其恶者谓之恶也。」若其乡之恶者谓之善,则何如?必其恶之尤者也。

(八)多才绝世古今奇:六真子方以智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对桐城方氏在学术发展的途径方面,深表惋惜,强调点出:「桐城方氏,在全清三百年间,代有闻人。最初贻谋之功,自然要推密之(以智)。但后来桐城学风并不循著密之的路走,(反)而循著灵皋(方苞)的路走。我说这也是很可惜的事。」[6]

实则梁先生和他的老师康南海,正是戊戌政变大事件的关键人物,难道不知方以智乃是清帝康熙密旨缉拿的钦命要犯?父子被收,「齑粉在俄顷」!情节必属逆反大案。据史家陈寅恪、余英时考证,系涉及密谋复明,策应郑成功张煌言进攻南京的绝密政治活动。故以智出家二十年,仍难逃缉捕,最后选择了自沉惶恐滩,「全节致命」以终。有清一代,社会上谁敢公然提倡研究发展方以智的思想主张呢?其部份著作流传日本,日人敬若神明 ,易《通雅》为《东雅》,示与有荣焉!到了二十世纪七〇年代,才有美国学者彼特孙(Willard James Peterson),对中国这位十七世纪「百科全书派罕与伦比的天才型大学者」方以智,展开认真研究。中国大陆要等到四人帮瓦解、文革结束之后,才允许开放方以智研究。过去中共党校校长杨献珍一句「合二而一」(他是后来才从方以智著作《东西均》得到印证),便被指为「胆敢挑战毛泽东思想权威」,因而招致八年批斗,开党、入狱、下放、劳改等一连串的悲惨命运。

但无论如何,桐城方氏,累代传易,其间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自是以智,代表第一座丰碑;而继起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就是东美先生,代表第二座丰碑。正是「雏凤犹胜老凤声」!梁先生一九二三年发表慨叹时,当然听不到。那时的方先生,还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穷一年之力,跟雷敦教授猛攻黑格尔哲学呢!

高阳所谓桐城方氏「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为中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以智是当之无愧的。继方法、方佑之后,以智作为一位桂林方家族真正精神者的代表著,主要是靠其气节,其次才靠其才华学问。兹简介如下:

《清史稿》本传记载:「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为学「宏通赅博」,气魄瑰伟,欲「坐集千圣之智,折中其间」。

其子中通〈陪诗〉曰:「多才绝世古今奇,十岁能文七岁诗」。年十二「诵六经」;「十五岁读罢十三经、二十一史,举之指掌。童角时即名播海内,……生平著作百余种,……总名之曰《浮山全书》。至百家技艺,……无不穷变造极。」

以智诚博学多识,儒雅风流,文采冠世,为明末四公子之首:青年时或流连秦淮,作伐董冒;或跃马金陵,纵酒浩歌,桀奴刀剑从者百十;或召红妆,声色犬马,典型贵介公子行径。然临大节不苟﹕继武东林,领袖复社,痛击阉党(马士英、袁大铖辈深衔之);血疏救父,孝感动天;三上请缨疏,欲「父子枕戈,君亲并报」;西南永历帝拜相,十诏不就(恶宦官王坤);在广西为清帅马蛟龙(号马回回者)所执,兵刃在右,朝服在左,听其自择;以智泰然趋右,清帅重之,听其为僧而去。出家后,法名弘智,字无可,晚年驻锡青原,兼祧禅宗七祖法脉,力倡三教归易,彻通门户,登坛说法,歙动山林。间回金陵,唔故人牧斋如是(牧斋尝题诗寺壁记其事)。以智实涉密谋助郑复明,而康熙以「粤事」系之。乃自尽惶恐滩,全节死。生前秘创洪门组织:「洪」者,「汉」失「中」、「土」义;并创天地会,以「∴」三点为会徽。二百四十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排满成功,大得洪门之助,以智孤怀远识,大与有功焉,孰谓唐劳!

总之。以智非常人,「通脱不立岸崖」,黄宗羲至谓之「好奇太甚」云,故其一生跌宕超彰,多奇情壮采,以悲剧终。然孝义风友,挺挺大节,生前即有「四真子」之誉﹕「「真孝子,真才子,真忠臣,真佛祖」。以今观之,似宜更加「真学者、真思想家」,合为「六真子」。拙说、深获方氏族亲赞可。

(九)家学宗风:博综赅贯

复据中通〈哀述〉:「老父……为学博极群书,纷纶五经,融会百家,乃至当时之科学新知等,靡不穷研毕究,与利玛窦善,倡质测贯通几。于凡百所学,务究其差别,观其会通」。

方氏家学精神传统素以博综称,而以智为尤显,例如:统三教儒、道、释——人称三教主;贯三域义、词、考——义理、词章、考据,开清学风气之先,不愧通儒。著有《通雅》、《东西均》、《炮庄》、《物理小识》等。其运思尤多创见,发人未发,如倡气类说等。在时代上以智与培根同时,然其光学、色彩学方面之识见,领先牛顿六十年;其场论思想,以「墟」名「场」,领先艾因斯坦三百年。至其倡格物合致知,固似为折衷朱王,若明清以来世儒之老生长谈,然其主以实测贯通几,持通几济质测,可谓会科技与人文,通物理与伦理、治理,谠见卓论,即在今日,犹掷地有声,况三百年前乎?实不愧中国近代史上科哲学术思想之前驱先觉。余英时教授更以「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之新机」视之,的是燃犀之见。惜此一线新机,竟扼杀于雍正元年,朝廷降旨驱逐耶教传教士,使之奥门侯旨,致中西科学资讯一断两百年。循致后来英法之役、鸦片之战、甲午之败等,莫不肇因于此。伤哉!痛哉!

 

(十)文字狱,害死中国

方先生检讨近三百年来中国文化衰亡的主因,断语只有三个大字:「文字狱」!清初康雍干三帝大兴文字狱,扼杀创造思想生机,使知识份子有脑袋,无思想;多在训诂考据中消磨一生。道咸之后,自尝苦果!

先生的十六世叔祖方苞(望溪),只因替好友戴名世《南山集》写了篇序,即陷文字狱。众卿廷议,斩立决,当绞。幸李光地力保,康熙有醒:「方苞学问,天下人皆知」,更为安抚江南人心计,特赦免,改值南书房,为诸王子讲官,旋升经史馆总裁,年七十六,病足,致仕归。观苞滞京二十余年,形同软禁。先生桂林世家,当然深知桐城派古文之优缺点,谓其长于述事言情,短于论说推理;哲理文字,先生特好庄、荀、韩,及晋唐佛经翻译文体。

  然先生对其十四世伯祖方以智(密之),则由衷敬仰,许为「一代宗师」。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逝前二年〈药地炮庄读后咏〉曰:「鹏飞蝶梦不追攀,大悟重玄亦等闲。冥绝愤傲心口意,万灵圆现有无间。」复缀以联赞曰:「情性风标,江左文章称第一;神思气韵,胸中邱壑本无双。」[7] 推崇备至矣!

(十一)从方以智到方东美

就传承家学言,先生对以智之人品学格,精神气脉,体会最深,而弘扬光大之。例如他将以智的「全均哲学」发展成为「广大和谐哲学」,就是明证。以智倡(儒道释)「三教归易」;「欲坐集千圣之智,折中其间」;对西学主张大心能摄,开放吸收,而不崇拜之。盖深知西学之长,在于质测,而短于通几(形上、宗教、神学),中学反是;故正宜持中学通几之长,「以济质测之不足」。试问三百年前,此是何等智量,胆识俱足?先生将之发挥成为一套价值中心本体论,接通西方与印度重重哲学胜义,而融贯之。将中华易学发展至世界哲学之巅峰,范围东西百家,岂止于「三教归易」,「欲坐集千圣之智,折中其间」而已哉?直臻「百家会元」,「坐集东西千圣之智,折中其间」之上胜之境矣。所谓「真之又真」、「生之又生」、「玄之又玄」、「神之又神」,皆指同一境界,一义之转。吾道一贯,其生生乎?!

故桐城方氏家学五百年,学渐肇其始,以智扬其流,东美成其大。方氏易,借《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之言曰,至东美,「学乃大」。

(十二)先生嫡脉世系表

据安徽省枞阳县陈靖先生最新考证,先生系出桂林方中三房,为明御史方佑嫡裔;此外陈先生复撰有〈东美大哲先世传略〉,由始祖德益公至先生共二十三世之嫡脉渊源,历历可考,其纵贯世系表如次:

一世方德益,二世方秀实,三世方谦(士源),四世方圆(茂才);五世方法(伯通),六世方懋(自勉),七世方佑(廷辅,方氏自此分房下,方佑为中三房),八世方隆,九世方淑,十世方正,十一世方学勤,十二世方大来,十三世方若嵋,十四世方元本,十五世方思孝,十六世方荫寿,十七世方根桂,十八世方明玉,十九世方悠葵,二十世方凤仪,二十一世方元谱,二十二世方鉴周,二十三世﹕方道怀、方义怀、方德怀(东美)。[8]

此表既出,对半世纪来外界有关先生家世一切讹传,一举廓清!例如向谓先生为以智后裔、或望溪嫡脉,今查皆谬。前者出中一房,后者出中六房,分别为先生之十四世、十六世族祖,三者同宗而不同房。中一房以智传承桐城派易学四百年;中六房望溪主盟桐城派文学二百载。先生出中三房,得乎其中道,文采哲慧,竟二美兼之,亦天数耶?

观先生之为人,天真纯朴,自然高华,虽无以智之倜傥风流,跌宕超彰,但有其风义德操,挺挺大节;观先生之为学,精深博大,笃实明通,虽无其好奇忒甚,艺游多方,但有其博综赅贯,积厚薄发,而渊浩沉雄,抑且过之。

倜傥莫追药地翁;高文媲美望溪雄。

一边不落彰中道,裁断无私绍祖风!

 

(十三)「平地惊雷,异军突起!」

     总体而言,举凡「好学、兴教、尚节、忠诚、勇敢、实践、力行」等诸美德,皆方氏共同宗风,堪称家族徽志。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先生其著例也。众所周知,桐城方氏以桂林方最为显赫,其中又以中一、中六两房最为著称:一显于明、一显于清,分别由以智望溪为代表。族望之隆,甲于江南,甚至全国。一、六二房,人才辈出,各有将相、廷尉、巡抚、总督、帝王师等可举,如方以智、方大镇、方孔炤、方苞、方观丞、方拱承等。而言之足诧者,先生所属中三房一支,则适成对照:除七世方佑成进士、拜监察御史,十世方效举于乡,十一世方学勤为县学生外,历十二世,无取功名涉足官场者。异哉!枞阳学者陈靖发现此一殊特现象后,致函于我,不禁喂然赞叹:

「据谱牒记载,桂林方氏第一次修谱即是方佑主事。方佑之后,十一世方学勤字业卿,号南皋。县学生,事后母至孝,有名于时。十一世后,中间竟然整整十二代,连一个秀才都没有……,这在『折桂如林』的方氏家族中,是非常少见的!东美(先生)自幼父母双亡,赖二兄抚育,其家境艰难,可以想见。生长在如此窘迫的环境,……却如平地惊雷,异军突起,遥接数百年方氏流风,益令人敬仰无似!」

(十四)农村少年到一代大哲 

诚然,迄先生之世,虽有二兄方琛中秀才,然科举旋废、清亡;民国肇兴,亦仅二任桐中校长,一任桐城市教育局长而已。教匠终身,难称显宦。先生这支中三房后裔,虽秉承家训「世代业儒」,间或从事工商,典型耕读传家,子弟皆多在农村度过,绝非阀阅豪贵之俦。先生家计不裕,全赖长兄道怀务农,次兄义怀授馆为生;十四岁前,罕离故乡大李庄一步;十七岁前,罕离中学桐城一步。此层幼年经历,对其一生性格之塑成,影响至大。由希腊古贤索伦到近哲宾诺萨所谓之哲人典型,「生活简朴,思想高尚」,先生毕生身体力行之,不托空言。

及晚年讲学,犹对农民精神与美德称道备至:「过去的大文学家……他们极大部份都是从农村的社会里面出来,所以……对中国占极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污蔑农民的话,说农民无知;反而会在广大的农民里面,看出他们的 natural innocence(天真纯朴)。」正如艺术修养深厚者,可于平凡见出伟大; 于凡夫见出「忠厚而崇高的人性」[9]

(十五)大地之子 天真纯朴

对他这种出身农家的纯朴性格,夫人高芙初教授是最佳见证:「五十年朝夕与共,唯有我真正能够了解他的直率、天真、纯朴。」[10]  知人论世,贵知其然,尤贵知其所以然。世人多知先生为中华一代大哲,试问其所以伟大?自此一点「天真纯朴」、 「忠厚而崇高」之农村性格著眼,一切昭然若揭矣。与先生交,「久而敬之」。无论相识多久,甚至五十年前(如陈康、唐君毅、程石泉诸先生等),其予人之最初印象与最后印象,始终一贯,通体是真,真气逼人。三十三年前,拙文《沉静中之追忆东美先生其人其学及其志业》提及:欲知其人,说难实难,说易实易;说易实易者,「真」字诀也。欲知其学,说难实难,说易实易;说易实易者,「生」字诀也。今复发现,欲知其法,说难实难,说易实易;说易实易者,「通」字诀也,「舍」字诀也。(详下,论治学方法。)

三、时代 环境

(一)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朱光潜先生提示,知人论学,最好兼顾其祖先环境。除家庭环境因素外,再兼就先生所处之时代环境而考察之,尤能为了解其学格人品进一解。

一般史家将中外学术思想交流史划分三期:汉、明、清。东汉明帝时所遭遇的佛教东来,是第一期。方以智所遭遇的,是第二期,其主要的课题是儒家与西方科学及基督教思想的遭遇,政治上则是满汉二族的斗争与朝代的更替。先生生当清末民初,其所遭遇者,属第三期,面临的范围更广,几含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政治上更是列强瓜分,岂止于区区朝代更替而已!

它正是顾亭林等所谓的亡天下(亡文化),岂止于亡国(亡朝代)而已。正是康梁所形容的遭「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立足中国 放眼天下

一个和以智同样生有异禀,同样生于诗礼传家中国第一等文化名门的少年方东美,从桐中毕业后,升入南京金大。弱冠之年参加「少中」,策应「五四」,再从金大而美国威大、俄大,留学深造,三年有成。试问其心中抱负为何?相信其志宏愿伟,不亚于以智;其肩负重担,更不下于以智!

 先生钻研西学(含科、哲,艺,教),深造外语,戛戛高致,动机为何?无它,爱国主义、兼救世主义之情操耳。其愿力抱负,原始动机,究极理想,始终一贯:他山取助,献身中国哲学之复兴,「殊语传深意」,益西人以正解,进而促进西方哲学之复兴,导人生入于和谐创造之坦途,提升众类,止于至善。关于先生的心声,下引二则,是其最佳力证:

1)一九三七,四月,抗战前夕,先生受教育部之邀,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青年谈《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大陆学者誉为《方东美告中国民族书》,共八讲,从先哲的人生哲学起,一直谈到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政治信仰,和现代中国青年的精神使命,全文崇高优美,大气磅礡;结论强调:「如此看来,有谁敢说,中国不是最哲学的民族?更有谁敢说,中国民族的灾难不能发挥哲学的精神以求解除?」

2)一九七三,十一月,先生在台北耕心文教院发表《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我担任致介绍辞。 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段话,说明先生毕生从事哲学悲痛而伟大的志业:

「兄弟在青年时代学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又在我的心田下了种子。…… 这个插图,是兄弟在这么一种痛苦、或者也可以说是兴奋的状态之下,想使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能够复兴,然后拿中国复兴的哲学去面对西方,也促进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够复兴。所以才制作了这么一个蓝图。」(即“人与宇宙相待互涵结构蓝图”。)

「……现在面临著整个世界哲学的衰退,中国哲学的死亡,内心实在应从困惑、痛苦、惭愧里面赶紧觉醒过来,实在需要先在精神上重新振作,决心要为将来的中国,将来的世界创造一种新的哲学![11]

关于先生终身献身哲学的志业,我们有了这两段沉痛而坚决的宣示,实在胜过他人的千言万语!以下请略述其奋斗的一生。

 

四、奋斗的一生

A、学生时代

(一)桂林方:文化名门

先生讳珣,谱名德怀,字东美,后以字行。一八九九年农历二月初九日生于故乡,今安徽桐城市枞阳县义津镇双兴村大李庄。系出名门,桐城大方族之后,属桂林方二十三世。一世祖方德益;五世祖方法,七世祖方佑,具有贤声于时。中一房十四世伯祖方以智,中六房十六世叔祖方苞(望溪),分领桐城方氏易学与文学之冠冕。先生出中三方,才兼文哲,远绍祖风,而弘扬光大之。

父续堂公,讳鉴周(赐进士出身内阁中书),母杨太君;兄二,长兄道怀、务农,次兄义怀(名琛),业教;姊二,俱早夭;夫人高芙初女士(台大外文系教授); 子三,天华、天倪、天觉(分别习化学、电机、机械工程); 女二,幼天熙,早夭;长天心(习图书馆学),适黄君卓异。

先生早孤,两岁丧父,四岁丧母;赖兄兼父职,抚育成人;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薰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十二岁授毕《十三经》,有神童誉,如以智然。及长,复受教于国内外四所著名学府(桐中、金大、威大、俄大)。其学植之深、积养之厚,犹逾先人。扶遥九万里,风斯在下,所积者厚,所致乃高。

(二)良师 名校

先生髫龄受教,二兄延其弟子某为啓蒙师;更以家长身份,向师者行跪拜大礼。此事予先生之印象至深。以是知师道与天地君亲同尊。尝曰:「吾教学五十余年,从无一堂不备课者;授课前日,概不会客,谢绝应酬,更不赴宴邀」。如此敬业师德,得自二兄(方琛)之言传身教。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十二岁受毕《十三经》。二兄为教育家,知其异秉非凡,不在以智下(有其长,无其短),益爱重之。

十四岁,入名校桐城中学肄业。创办人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先生,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李鸿章首幕。清吏贪腐成风,谣云:「一任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氏十年两任直隶知州,仍两袖清风,清操足式。清学部大臣张百熙(湖南人),行古跪拜大礼,聘其出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总监),奏加五品京卿衔。氏婉辞不就,改请以允赴东邻日本考察教育为报。日皇知其贤,特破皇室不见布衣之千年古例,予以廷见,以示礼崇。氏考察归来,知清廷事无可为,乃退隐还乡,于安庆筹办桐城中学一所,为天下倡。氏深悉周礼六德之制,复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经验,谓强国之道,莫过教育;而教育首要,端在中小。故亲撰楹联曰:

「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

合东西国学术精粹,陶冶而成。」

横批:「勉成国器」!

试问此是何等教育理想与教育家胸襟!先生入学时,吴氏既逝,形骸已渺,独此教育精神巍然犹存。先生与朱光潜同学,长于斯,受教于斯,每日进出校门,耳熏目染。变化气质,毕生难忘。今两公俱成世界级大家,分领哲学与美学领域一代宗师,不愧桐中二妙。百年树人,旨哉斯言!

(三)金大四年

一九一七,先生年十八,升南京金陵大学。入学试国文成绩特佳,获免修三年。教务长刘伯明(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旋升东南大学副校长,临行向校长鲍尔文博士郑重推荐:「金大今后欲聘国文教员,须经两人同意:方东美、黄仲苏」。一时传为金大佳话,而非笑谈。

金大系基督教会大学。牧师训导人员,于教堂做礼拜时,查获先生于偷看小说,不读《圣经》;乃召开紧急教授会议,提议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以儆效尤云。适汉密尔顿(Clarence Hamilton)教授在座——后任大英百科全书特约编撰——氏思想开明,笑语解颐:我宁愿金大关门,不愿失一优异高才如方东美者;故建议金大先行关门再说!原议遂寝。事后校长召见,先生面对大学校长,侃侃而谈,力陈教会在华大学理应改进之道有二:其一、必须向中国教育当局立案,尊重地主国教育主权之完整,以利毕业生就业前途发展;其二、必须尊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文史课程,必须礼聘一流学者担任,不容滥竽充数。校长聆言,对其丰采胆识,印象至佳。非唯不罪,凡所建议,一概嘉纳;决定毕业后推荐赴美深造。

(四)策应五四 加入少中

先生在校四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卓尔不群,亲与近代中国两件历史大事:「少中」与「五四」。兹分别略言之.

先生自幼好学深思,风神端凝,不苟言笑,尤富正义感,同学戏呼之为「方怒美」;然志怀瑰玮,深切关怀世局国运,非高踞象牙之塔,袖手谈心性、玄想家之比。同学敬其才高品正,共推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兼校刊《金凌光》主编。

一九一八,七月,「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北平后,创会人王光祈南下,亲邀先生与左舜生、黄仲苏等担任南京分会筹办人。翌年,爆发「五四」。五四次日,北方学生领袖段书贻、罗家伦、邓中夏等衔命南下,谋诸先生。京沪一带学生爱国运动得以顺利展开,风起云涌,震及东南,举国翕应。先生实直与其事,且为盟主,功成弗居,世鲜闻知。质言之,“五四”运动之总指挥“北李南方”——北方李大钊;南方方东美。运动爆发之际,胡适适在上海,迎迓乃师杜威访华,事前既毫未与闻,事后更大出意外。世论恒将「胡适」与「五四」挂钩,殊与史实不符。

五四后两月,一九一九,七月,「少中」正式成立于北平;十一月,先生正式加入,并继李大钊王光祈等担任该会两大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主编。时年仅二十。该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的中国」为宗旨,并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会员公约,必遵信条。号称会员108人,皆当时全国青年精英,一时之选。按「少年之中国」一词,首见于梁启超,借鉴「少年意大利」,「少年匈牙利」,「少年德意志」等。

(五)初会毛泽东

二月后,一九二〇,元月,毛泽东在北平加入「少中」;四月南下金陵,举目无亲,步绕城墙三十里,傍晚造访分会;先生与会友沈泽民(作家沈雁冰、矛盾之弟)善遇之,呼为「毛大哥」。二十五年后(一九四五),重庆国共和谈,毛假上清寺渝园,邀宴「少中」旅渝会友二十余人,周恩来任总招待。宾主相晤,先生仍以南京时旧名相称,满座气氛顿改。与宴之青年党领袖多人(左舜生、李璜、曾琦等),对先生之风格,印象至深云。

(六)初识杜威

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适值五四,唔中山先生于上海;中山举己说「知难行易」请益,杜氏深然之,盖与其说「从做中学」甚相契也。杜氏思想亦极富改革精神,曾在日本东京帝大宣讲《哲学之改造》,主张经由教育之改造,以谋社会之改造;为学尤重体验,倡赓续原理与互动原理。杜氏访华,讲学南北一年,获悉「少中」与「五四」渊源;一九二〇年春,抵南京,表示「甚愿得有机缘,能与南京少中分会会员聚谈,对其学会之宗旨、计划、及其事业等,某尤愿闻其详也。」[12] 少中会友闻讯大喜,特假南京复城桥畔苍园举行欢迎茶会,代表学会向杜氏致欢迎词并作简介者,即先生也(讲词犹存),时兼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首任会长。

杜威旋延长其哥大休假一年,客座金大,亲授先生以「西洋哲学史上古希腊部份」。初,先生对思想史学者杜威尚甚感兴趣,旋发现己之所好不在实用主义,自承与之无缘。故师弟殊途,分道扬镳,唯盛许杜氏人品敦厚诚挚,不愧君子云。杜氏旅华期间,目睹中国青年牺牲奋斗之爱国情操,深受感动,除盛赞中国民族伟大之外,据其女儿传述,恒视中国为第其二祖国,终身挚爱不衰云。[13]

(七)留美:威大 俄大

一九二一,先生二十二岁,十月,自上海乘中国号客轮,放洋留美。抵美后,初入威大(麦迪逊校本区),继转俄大(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终复返威大卒业。留学期间,不忘教育救国,除与少中会友保持密切通讯联络外,参加国际中华教育促进会,会员中有杜威弟子南京乡村师范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后中共国务总理李鹏之养父)等。

其间逸事频传,诸如:

1)读书不忘救人——先生异乡游子,暑假无家可归,只好斗室独居,猛K德文。某日,忽闻隔壁有呻吟之声,即刻丢开书本,破门而入,见是房东之子煤气中毒,已奄奄一息。乃一面打开窗户,一面电救护车急救。房东回来,紧抱先生谢道:「你救了我儿一命」!先生当下有醒:哲学本应是救人之学!

2)十块美金,学通德文——为精研近代西方哲学,先生自德文系聘请助教一位,言明专授德语发音两小时。其余文法生字可以自修;后来居然学通德文,可自原典精读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叔本华、尼采,尤好歌德。

3)害罗素讲演爽约——一九二一罗素访华讲学后,来威大讲演。先生与中国青年数人访于旅邸,畅论「中国问题」,谈兴正浓,使罗素对当地(Madison)讲演之约竟忘之九霄云外矣。令听众空侯一场云!

4)治学如听讼,兼听则明——对被告一造,尤应同情了解。正因罗素苛评法哲柏格森哲学,先生乃立下决心,彻研柏学,尽读其书,发现柏氏慧见,罗素安足了解?同理,当时威大、乃至英美风尚,在新实在论,反对黑格尔;故先生立志专攻黑格尔,不惜以转学(去留)争。

5)漂亮的外语,杰出的论文——先生在威大只一年,撰成硕士论文《柏格森生命哲学之评述》,为指导教授麦奇伟博士(Evander Bradley McGilvary)奇赏,遍示研院师生,认为撇开内容不谈,先生的英文亦非美国研究生能及。「就是美国学生要想了解Bergson思想的,亦无不传观,因为Bergson的著作未经英译者尚多啦!」[14] 按先生这篇学生时期的学位论文,今仍存威大纪念图书馆,且亚马逊有售。

6)从容中道,两全其美——修博士时,先生荣获威大俄大竞颁奖学金,盛情难却,答允先去俄大从雷敦教授专攻黑格尔一年,课毕仍返威大,从麦奇伟教授完成博士论文《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俱见实践智慧。从容中道,两全其美。

7)研究生考勤标准——先生根据其亲身经验,尝笑曰:「当研究生,哪有每天睡八个小时以上的?」

总计先生留美,前后共只三年光景,即顺利完成硕士及博士毕业论文,奠定下终生研治西洋哲学之深厚基础,不负桐中校训「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其才分之高,用功之勤,颖悟之强,愿力之弘,抱负之大,毅力之坚,均罕与伦比。试问今之同龄青年,心中所思所想何事耶?

一九二四,先生决定束装归国;行前,在当地包下餐厅,依中国礼俗,举行简单隆重之谢师宴,然后珍重道别而去。真使人想起当年留学印度时的玄奘!

 

B、学术生涯

回国后,初执教鞭于武昌高师,今武汉大学,任副教授。武大前身即清时两湖书院,总督张之洞尝以古礼,敦聘硕儒沈植培为山长。该校沿有不成文法一则,规定新进教员必须在校刊发表论文一篇;在校园做一次公开演讲;并接受全校师生自由轮番考问。通不过者,请另谋高就。先生艺高人胆大,全仗平日学问功夫底子扎实,轻易日闯三关,声誉鹊起。时年仅二十有五。从此献身哲学教育,五十三年如一日。尤难贵者,目空荣利,五〇末期,辞国府教育部长高官之征而不就,六〇中期,却纽约大学哲学系年薪美金二万高俸(合当时台大待遇卅倍)之聘而不趋,宁愿留在国内贡献,含辛茹苦,教导国中子弟,淡泊自甘,传道授业解惑,试问此是何等愚者大定?(按以智自号「浮山愚者」、「愚道人」。)

(一)战前时期(1927-1937

一九二六,先生在友人敦促下,回南京母校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任教。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抗战前,多在首都南京度过。此十一年间,历经北伐与七七抗战,为先生教学猛进思想发皇期,无论对其个人与国家社会言,皆具关键影响,重大意义。仅举其荦荦大端数则如次﹕

1)「少中」沧桑——先生一九二四回国后,重领《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编务,惜为时甚暂;次年初,「少中」因会员中国家主义派(青年党)与国际主义派(共产党)在上海左舜生寓所开会,发生激烈冲突,先生坚持中立,为双方劝,终于瓦解。邓中夏与左舜生握别时,双方竟以「战场见」为诀。先生为之唏嘘慨叹。

2)中国的圣塔雅那——一九二七,执教中央大学,完成《科学哲学与人生》前五章,为「近代西洋哲学」课程讲义,详论希腊与欧洲之科哲文化源流正变;一九三六年春,于南京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宣读论文〈生命悲剧之二重奏〉,列为第六章,合成全书出版;修辞优美,识者佳评如潮,中大中文系全增嘏教授誉为「中国的圣塔雅那」。结论章〈生命悲剧之二重奏〉,迄今犹为大陆学者叹为哲学美文,百年仅见。

3)为学生抬棺游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校学生抗议蒋总司令因宁汉分裂而辞职下野,游行示威;国民政府代主席李烈钧下令军警开枪镇压,击毙学生袁大熙一人,伤二女三男;先生义愤大怒,次日亲率中大副教授谷正刚段书贻二人,为死难学生抬棺游行,直冲国民政府。李烈钧翌日下台。蒋总司令由日本回国复职。此时先生与蒋尚无师生渊源。

4)上海结婚——一九二八,先生在上海与高芙初女士结婚,伉俪情深,忧患与共,育有三子二女(抗战逃难途中幼女天熙夭亡),逾半世纪之久。同年,唐君毅与程石泉二贤来学,后分别成就新儒学与易学一代大师。

5)隐士法眼,士林佳话——一九三一,于中大《文艺月刊》卷一,一期,发表〈生命情调与美感〉。世人但看标题,恒误为只是一篇专谈美学的短文。而先生行文之美,确有哈佛诗哲圣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之风,且篇名也部份取自圣著《美感》(The Sense of Beauty)一书;难怪外界有此印象。其实,该文对正确了解先生的哲学精神与思想发展,是把钥匙(key),也是最佳的序曲、导言。据悉短短一篇,竟蒙马一浮先生激赏;至重庆后,再因〈哲学三慧〉一文,托熊子贞(十力)先生致意,倾盖定交,士林佳话。先生未来一代大哲的格局高致,怎逃前辈马先生的法眼巨识?

原来先生所谓「美感」,不同一般,他指的是对「天地大美」的深厚体验与伟大啓发;他所谓的「生命」更不是生物学上的狭义的动植物生命,而指的是宏观意义下、价值中心本体论意义下的「大德生生」、「价值创造」的生命力。晚年谈道家的时候,他却用了一个简单的名词,形容生命本体就是「浩然的创造冲动(力)」![15] 虽然借用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加柏格森的术语「创造的冲动」、「蓬勃生气」(the creative impulseor élan vital),却是赋予新意,妙语点睛。这篇短文引用希腊文化、欧洲文化,都是爲了反衬烘托,以彰显中国哲学智慧,蕴于大易的宇宙观,人生观,含时间论、空间论等。

6)形上学范畴初表——而尤重要者,该文透露了先生对中国形上学六大根本原理的初表,可谓其创造诠释学的牛刀初试。其第二次诠表,在〈哲学三慧〉(一九三七);第三次诠表,在《中国人生观》(一九五六);第四次诠表,精简本、凝练浓缩为四大根本原理,在其最后平生大著《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一九七七杀青,一九八一发表)。撇开其种子思想在孕育构思阶段不谈,但就其发表于著述的历程而言,先后已横跨半世纪之久(一九三一至一九八一),而一脉相承,「吾道一以贯之」,其「生生」乎?「生生」者,兼「生生大美」与「生生条理」义,具体喻之,即庄子所谓「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今天,大陆学者,在两岸隔绝五十年之后,初次接触方先生著作,使其最感兴趣者,莫如「价值中心生命本体论」;而美学研究,也成重点趋势。例如北大哲学系主任博导叶朗教授,明言指示:「跟著方东美、宗白华走」。二〇〇八年安徽大学更进一步,正式成立「方东美研究所」,駸駸乎大有形成「显学」之势。一言以蔽之,「东美学」就是「大美学」。

7)「少中」遗恨:痛失光祈中夏——先生平生参加会社组织,仅「少中」与「国际中华教育促进会」;然对「少中」始终怀有深情。一生立志不从政,不做官,不入党。会中虽青年党中坚(左舜生)邀其加入、会外虽国民党大员(陈果夫)致送党证,先生均婉拒坚谢之。但因创办人王光祈与吴二小姐(「四川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之女)发生恋爱,先生致书光祈,力陈其「七不可」,劝光祈赴德,吴女士赴美留学;一九二〇,四月,二人分别由上海登船启程。乃吴女士竟中途变卦,自日本横滨转新加坡、而马赛,拟赴欧重会光祈;讵料航程途中移情别恋(据说对象为诗人王独清)。光祈经此打击,痛不欲生,弃法政,转音乐,入柏林大学从头学起,得博士学位于波昂大学,教于斯,逝于斯。英年四十有五。「少中」失光祈,加速瓦解;光祈失「少中」,客死他乡。先生晚年忆及,犹深有「伯仁」之恨。

王光祈长先生八岁,李大钊长先生十岁,对先生此位年青会友「桐城方」,皆极为器重,委以会刊主编大任。邓中夏则长先生五岁,年齿最近,且五四时同为南北学生领袖,故彼此情谊最契。会友中有笑先生为浪漫诗人者,邓对他眼珠子一瞪,说道:「你瞎了眼睛!方东美乃是热血汉子!」先生也盛许中夏「豪爽侠义」,「品格高尚」。邓为李大钊高足,最早加入马克思读书会及共产党,负责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在上海被捕,解往南京,劝降不从,血溅雨花台,年仅卅九岁。先生惜之,直言:「此人若不死,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变得像后来那么糟,中共的历史恐怕要重写。」[16] 唯先生所痛惜者,乃中国之命运,尤甚于会友之私情也。

8)初会胡适——先生与胡适一生只见过两次,都在战前。一九二四年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特刊发表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那时先生刚回国不久。后来透过双方友好介绍,与胡适在上海中华书局初次会晤(正确时间待考)。彼此原有三同之谊:同乡(安徽)、同业(哲学)、同师(杜威),胡又年长先生八岁,相识满天下,更有交友天才之誉;按理双方应可发展友好关系。谈话是由胡适引起的,先问曾否看过其近作?「是《申报》上面那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吗?拜读过了。」「是的。看法如何?」先生尚未及回答,胡即补上一句(实暗示):「那是我近年来写作最用力的一篇文字」。先生血液中那股「风裁严峻」的御史精神发作了,老实不客气:「恐怕连哲学的一半都够不上。」「何至于此?」「那就连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都够不上!」此外,至于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势,他更用桐城方音强调说:「你把长江大河看成废潢绝港,把废潢绝港看成长江大河。轻重倒置,本末不分!……」胡哪见过此等阵仗?只好连忙改口道:「老实说,我回国以来,天天事情这样忙,哪有时间读书,……」这次初会经验既然如此,以后双方就不好再见面了。胡适后来领导的中央研究院里,当然也不好再照章设立什麽哲学研究所了。美国汉学家顾理雅(H. G. Creel),三〇年代,在燕大念了八年中国古书;一九八〇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国际汉学会议时,在台北圆山饭店对我说:「在当年北平,胡适可是学术界的Czar(沙皇)」!方先生得罪了这位「学界之Czar」,他后来在学术界,尤其台大文学院,所遭遇的排挤、破坏,一切不是很自然的吗?方胡第二次见面,是多年之后,抗战前夕,在蒋委员长召开的庐山谈话会。

9)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西安事变。蒋回南京后,痛定思痛,诚意拜先生为师,学习哲学,先生许之;虽然学生年长老师十二岁。惜当时蒋腰伤未愈,授课未能按期在奉化溪口举行,只好延至重庆时代,改在歌乐山官邸。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十日后,蒋召开庐山谈话会。据目击者吴经熊教授忆称,「会中,东美先生即席起立,大声疾呼,力言民族精神与文化命脉之重要,半小时的讲话中,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自蒋委员长以下,与会人士皆为之动容。其忠愤之气,耿介之性,于此流露无遗。」 [17]

胡适则在会场散发小册子,宣传其一贯之立场,说「中国没有文化」,见到先生立刻说:「这次又要挨你的骂了!」[18] 及政府宣布全面抗日的国策后,胡适表示拥护,并接受出任驻美大使,为期四载,表现良好,旅行美加一万哩,发表讲演逾百场,胜任尽职,先生嘉之,声明十年不骂胡。十年期满,又恢复骂胡了。

10)哪有比中国文化更丰富的?——终其一生,先生何以坚决反胡?主要缘于胡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胡适在美喜欢讲演,尤好在外人面前自嘲落后,以示进步。如他公然宣称「中个哪有艺术?」华府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中国古代铜器艺术专家弗兰西斯 亨利 泰勒(Francis Henry Taylor)写有专书「中国艺术史」,他不看!又说「中个哪有科学?」英国生化学者李约瑟,立志要为中国人讨公道,写了《中国科技文明史》十一卷皇皇巨著(当时已出版四卷),他也不看!看也未必懂。后来回到台湾,说的更离谱了,「中国哪有文化」(只有妇女的裹脚布)?根据这些,方先生还能不沉痛骂他一声胡说吗?愤慨指出:即使在一个中国历史上国势积弱的宋代,你把它的诗词文学,它的绘画艺术,拿到世界上去比一比,仍然是第一流的!中国的科技文明,即使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明末时期,许多方面仍然是领先西方的。说到中国没有文化,先生更气愤驳斥:「世上哪有比中国文化更丰富的」?胡适提倡白话文,叫青年不要读文言文,对外赞成吴稚晖主张把线装书通通扔到茅坑里去!自己却在北平家里延请老师给儿子(胡愈之、胡念杜)补习,念古文!外面讲一套,家里干一套,这算哪门子新文化导师!

11)把胡适当作反面教材——但在历史家唐德刚教授心目中,「方、胡两位老师都是『我们安徽』登峰造极的大学者,他二位的个性就有这样的不同!」唯其他真诚推崇胡适,经过长期访谈,深入同情观察,比一般人更能看透胡的优缺点,发现胡原是个宗派主义者,鸭子嘴硬,对其过去的学说主张,明明心知其错,嘴上绝不承认:

「…………在学术立场上他却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过久了我才知道,胡先生有其不得意的苦衷。……胡适成名太早,二十几岁已树立了一个宗派。……到了晚年纵使他思想上稍有改变,在学术上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他也不愿公之于世了,牵涉太大,错就错吧。」[19]

出诸像这样一位崇胡派的大同情者、钦佩者的史家口碑,还不足世人重视参考吗?我还请教过胡氏的北大弟子、跟他当过中研院总干事及秘书的杨日旭教授,我直问:「胡先生爱不爱国?」答覆是:「爱的。但更爱名!」

唐教授说的更妙:「胡先生对他『身后之名』的注意,实远甚于对其生前的心脏。」[20] 这句史评妙语,移作杨笺,就不只什麽幽默诙谐,而简直是为尊者讳了。难道胡氏对他『生前之名』就毫不注意了吗?注意得很啊!默认清代治汉学有成的「绩溪胡氏」是他的祖宗而不辩,其好名一也;冒充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十年,其好名二也。前者据唐教授言:「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居然把徽州的『解经三胡』说成胡适的老祖宗。……蔡氏把胡氏当成别人的子孙,而胡氏亦默不作声,把别人的祖宗据为己有。」[21] 这不是好一己之名、沾别人之光是什麽?

后者据唐德刚和余英时教授的考证,早成定案:无论如何,胡氏是在一九二七年才在哥大通过博士学位的。而他十年前(一九一七)回国,应陈独秀之邀进北大当教授,就开始起「胡充博士」的大业了。唐德刚为他辩称:「胡氏在他底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违学者的基本诚信,算什麽辩解?被他蒙骗的人也成了鬼了!这样地替胡辩护,岂不是越描越黑吗?

其实,最早一眼看穿胡适好名忒甚的心患者,是他在康奈尔的哲学史名师佛兰克 迪利(Frank Thilly);迪利不但是美国《哲学史》杰著的作者,而且还是法国哲学史家韦伯(Alfred Weber)《哲学史》、德国伦理学家泡尔森(Friedrich Paulsen)大著《伦理学系统》的译者(有蔡元培的中译本,毛泽东读过)。这位老夫子,不但否决了胡适申请康大研究院第二年的「赛基奖学金」(Sage Scholarship),连带地也影响了他的留校深造,而只好转学哥大。迪利否决的理由:「荒时废业」;原来学生时代胡适就常跑YMCA,喜好讲演,乐此不疲,哪能沉潜用功,专心研治哲学?请看余英时教授的考证:「他自1931年以来便对讲演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往往为演讲受人称赞而沾沾自喜。……这便在哲学系主要教授克雷顿、迪利的心中留下了一个『荒时废业』的清晰印象。」[22]

胡适自诩有历史癖(其实只是考据癖);绝未料到他所最崇拜的美国竟有哲学史家,其法眼如此精准而无情啊!总之,三代以下,无有不好名者。好名何患?但总要好之而以其道,起码君子诚信不欺吧!东美先生本人高才,也一生爱才;但晚年却更为重德。常教人「治哲学戒太早成名」。[23] 一九七二年,台大哲学系美籍研究生安乐哲(Roger Ames)毕业,临行拜别老师,最后请益。先生只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太早成名。」一九八七年,他亲自告诉我这段佳话,正像中国古风,老子对孔子讲的,临别「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24] 我就问他:「知道老师指的是谁吗?」我们都会心而笑了。经过多年沉潜努力,今天乐哲不但出版了新译《孙子》,担任《东西哲学季刊》主编,而且还鼎力促成本世纪初重开东西方哲学家大会;为东西哲学界后起之秀。这一切,能不多少拜谢先生善用胡适作为最佳的反面教材吗?

12)忍悲挥泪,仓皇出京——一九三七,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最惨痛的年头。这年四月,先生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出席七月十七日以后的庐山谈话会;在南京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宣读〈哲学三慧〉。本文发表后不及一月,而日军侵华。先生忍悲挥泪,仓皇出京,万卷藏书,多年积稿,「俱殉京国」;窜身内地时,「独此篇犹存」,其珍视可想!

 

(二)抗战时期(1937-1945

一九三七,秋,举家随中大西迁四川重庆。八年抗战,艰苦备尝,其间经历大事,略如下述:

1)逃难途中,痛失幺女——逃难途中幼女天熙夭折,先生与师母大恸。抵渝后,一家六口,蛩居乡下农舍。泥墙陋室,特名「坚白精舍」。唯此区区陋室,势将随其近千首大美诗词《坚白精舍诗集》,而永垂不朽。八载心印,字字自精神体验流出,不愧诗史。

2)「曾旁烘炉鼓大风」——先生个人之生命与民族之总体生命,同步遭遇中华历史五千年空前未有之大劫难、大悲剧。据估计,一场抗战下来,全国将士牺牲三百万人,将官二百六十八员百,平民三千馀万,其他物质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此时先生体现希腊悲剧英雄精神,面对命运,毅然承受,艰苦卓绝,英勇奋斗,与全民共,直抵最后胜利之凯旋。职司师保,为国育才,固是分内事,也是其对抗战最大贡献。多年后诗忆校庆:「万千神剑陶熔处,曾旁烘炉鼓大风。」是抒怀,更是纪实。

3)〈哲学三慧〉,画龙点睛——一九三八,〈哲学三慧〉发表于重庆中央大学《学灯》。当代醇儒、杭州隐士马一浮先生时亦流寓陪都,读后大为激赏,托友人熊十力先生致意订交。按氏年长先生十六岁,谊属前辈,而重贤爱才如此。时先生年仅三十九岁,而其比较文化哲学、比较生命哲学一代宗师之格局与典型,已呼之欲出矣!马先生慧目巨识为何如也!

全文一万二千言,篇幅约《老子》书一倍,竟囊括中国、希腊、欧洲等世界三大文化类型,九大思潮,而以警策之语,妙笔点睛,一一帖然表出,各具精神与特色;三大文化类型分别对应哲学智慧三态。浓缩凝练,言简意赅,尺幅而具千里之势,真不愧一部袖珍版比较文化哲学经典杰作。另加印度“得救”型文化一支,彰显“功德慧”,集大成于《哲学四慧》,即先生最圆熟思想之代表作《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全书纲要细目,早经完成,惜未及发挥,而癌夺大哲。幸部份内容犹保存于黄振华先生笔记,《人生哲学讲义》(台北:一九九三,时英出版社)。使大慧未至全沉广陵绝响者,黄先生之功也。总之,〈三慧〉一文,为掌握先生哲学思想体系架构(framework)之关钥。其重要性,下详(论学节)。

4)「读华严、做歪诗」——八年抗战,先生执教重庆沙坪坝中大,四年未曾进城一步;平日除步行到校上课外,多在破庙华严寺或防空洞中苦读佛经,尤好《华严》。夜间忆亲怀乡,尤痛山河陵夷之悲,写诗书愤;自嘲曰:「读华严、做歪诗」。朱光潜先生慨叹五四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后,忧「大雅不作」,及读先生诗,「欣喜欲狂」,赞为「兼有清刚鲜妍之美」。

「云霞出岫遨太空,开张天马逸人龙。百川吐纳等闲事,最是生生忧患中。」微先生,吾孰与归?八年苦读佛经,颠沛造次,无一日废学,比及晚年在,台大辅仁首开佛学讲座,积厚薄发,皇皇一千七百余页,一气呵成,作狮子吼,功力涵养,胥在于是矣。岂偶然哉?

5)荐贤举才,为青年求师资——挽唐君毅先生入系任教,邀熊十力(子贞)先生莅校讲学,先生论学与二氏各异,然不碍钦重;同时,程石泉、陈康先生自英德返国,先生为国举贤,延揽入系任教。

6)为元首师——先生应聘,定期到歌乐山为蒋委员长讲授哲学,含《易经》、王阳明哲学、黑格尔与与辩证法等;课前师生之礼,国民与元首之礼,二礼并行,传为佳话。足见先生重礼,而极有分寸。桐城桂林方家族在明清两朝素有帝王师传统,例如方拱宸、方观承、方苞、方以智等。以智曾为崇祯三太子定王朱慈炯讲官,「演仪之日,方貌过庄」,太子「不(敢)启齿」。先生上课时法相庄严,是有名的。历史家唐德刚亲自领教过,某次发考卷时,中大班上某女生一见晕倒,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蒋氏年长先生十二岁,仍能以元首之尊,折节拜师,虚心受教,亦殊难得。[25]

7)「我这个所长不干了!」——迨中大顾孟余校长辞职,校政领导无人,为平息风潮,蒋氏自兼。初次莅校讲话,随从人员仍按军校惯例,大礼堂撤出教授师长座位,地面粉笔圈画行列,欲令师生一同站立听训;先生正色喝问:「何人到此」?「校长」。「既是校长,岂可以不敬师?我这个所长不干了!」言迄,拂袖而去。事后蒋氏虽严斥随从过失,然师无戏言,终难挽回先生坚辞行政职务意。

8)诗挽泰戈尔—— 一九四一,印度诗哲泰戈尔逝世。重庆中国哲学会公推先生代表全体撰挽诗悼念,警句:「归神托性天,博大真人后。灿烂死中生,发心狮子吼」。[26] 唯佛解佛,唯哲解哲,唯诗哲解诗哲,褒赞得宜,自是大手。

7)力荐高弟陈康——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牛津大学道滋教授访问中大,先生礼遇之。道滋来系拜会,先生为荐弟子陈康先生柏林大学博士论文《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注释》。道滋携返英伦,托人译英,发表于《古典学季刊》;陈氏一举成名,蜚声西方古典学界,自此始。

8)笑纳印哲挑战——一九三九,印度文教代表团访华,团长哲人拉达克理舒兰博士(Dr. Savepalli Radharkrishnan,后任印度总统)拜访先生于中大;特就对西人论述中国哲学文化著作叩问高见;先生以「不满」对;拉氏乃激邀:「阁下何不自著,为中国哲学文化传统挺身代言,犹某于印度传统所为然?」先生笑诺之,许为精神同道,友善挑战。拉氏此举,对先生后来矢志以英文写作,向西方发挥中国哲学精神,确属「增上一缘」。

10)胜利激动而泣——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投降,先生在渝闻讯,激动而泣。

10)渝园毛宴——同年,九月十月,国共重庆和谈期间,毛泽东假上清寺渝园宴请昔日「少中」会友二十余人餐叙,周恩来任总招待;先生赴邀,唯晤面时仍以南京旧称「毛大哥」呼之,使满座气氛顿改。与会之青年党领袖多人,对先生之风格高标,印象至深。

 

(三)还都.迁台(1945-1948

 

1)中大礼堂,哭成一团——胜利后,先生乘飞机别山城(重庆)、瞰三峡、俯长江、越洞庭、抵南京,重回中大,内心感慨万千。在大礼堂作回宁首次演讲,痛斥部份国府接受大员不妥态度及言行:「政府有伪政府,法币有伪法币,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抗战八年,重庆每遭敌机轰炸,我们躲在防空洞里,有安全保护,不感有何危险,那时我们在心里头想的什麽?想到无法逃出、留在沦陷区的大家同胞!……」此话一出,整个礼堂哭成一团!

2)宣慰台胞——一九四七,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先生应政府之邀,飞抵台北,宣慰同胞,化解仇恨。所言真挚感人,透过台语翻译,犹使听者泪下。台中二水父老诗友奉上「博大化人」尊号。次年一九四八,应台大新任校长(前中大理学院长,福建泉州人)庄长恭博士之聘,来校接长哲学系及哲研所,为光复后之首任。

3)前识远见——按先生来台,早于政府迁台一年半余。当时中大同仁,有考虑再次西迁避难重庆者,如历史系徐子明教授。独先生不以为然,劝其来台,徐先生终身德之。

此处请述一小插曲:按徐先生嫡祖父,前清徐致靖侍郎,首荐康梁于翁同龢,翁上奏光绪帝重用,致有戊戌政变。慈禧大怒,六君子处斩,徐致靖革职,永不叙用。子明先生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及德国海德堡大学历史与古典语言学系,得博士,民初出席华盛顿会议,为参赞;与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等同为英国灵学会会员,相信神秘经验。曾以「圆光术」卜去从,请教先生。先生断之曰:「去东南」。大陆学者,误会东美先生系被国民政府蒋帮裹胁,而押赴台湾者。玩此逸事,也大可以澄清矣。先生来台,实远在国民政府之先(约早两年)。哲人前识,斯之谓欤?

4)藏书为饵,坚邀陈康——台大图书设备甚佳,所订欧美书籍与日本东京帝大书目同科。先生大喜,即寄样本至南京陈康先生,坚邀其速来。陈先生到后,助教黄振华也接踵而至,中大弟子来台者谨此二位。陈先生回忆﹕「先生才高力富,主持系务,井井有条。理事治学并行,相得益彰。康追随项背,勉进棉薄。」时先生英年未及五十,每日亲领系务,不遗余力。率领助教从中文系图书馆搬回原属哲学书籍;又从哲学系图书馆清除应属心理学书籍。后台大理学院心理学系建系十周年纪念,苏芗雨主任感怀当初,饮水思源,特请先生出席,作贵宾致辞。

5)谔谔直言,惊傅炮!——来台初期,先生与傅校长斯年同居校长官舍,每日同餐共食,坦率交谈。傅向有「大炮」之称,居恒豪语自负:「我要把台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学府!」先生坦言﹕「我看你办不成。」傅问何故?「请看北平城危时、政府派专机抢救学者,机上所坐何人,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傅听后默然不语。傅素以天下学术人才尽在北方,及识先生耿介其性,谔谔直言,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一九五○),傅于台湾议会质询时,遭议员郭国基(号郭大炮)滥轰,登时脑溢血病发不治,先生痛惜不已,撰联挽之,情见乎辞:「淳朴风猷,士之楷模,国之桢干;穆清才望,生为文虎,殁为文龙」。按傅斯年、罗家伦俱胡适北大高弟;先生固厌胡,却能与傅、罗为友,足见其绝无门派系户陋习。一九七三,台大人事室主任叶唯善先生对我说:「方先生是耿直的人啊!」

(四)晚年时期 1950—1977

自从一九四八先生来台,直到一九七七逝世,最后生命近卅年,多在台湾度过,除一九五九—六〇、与一九六四—六六、两度赴美讲学外。然而,也正是他内心最痛憾,生活最清苦,环境最拂逆,但思想最圆熟,成就最灿烂,贡献最辉煌的时期。借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话说,其晚年正是「花朵在逆境中灿放期」的写照。其间先生大事趣闻,略如下述:

1)催促交长,抢救学者——鉴于大陆政治局势逆转之下,先生建议学校及政府当局,并亲促好友交通部俞大为部长鼎助,火速抢救全国各界优秀学术人才来台服务贡献;每日接获申请函件雪片飞来,包括数理名家胡世桢、陈身省等,先生争取北大代文学院长朱光潜先生来台大尤力,校长傅斯年同意,最后竟坏于嫉者文学院长沈刚伯之手。先生欲增订哲学专刊,也受阻院方(毛、沈当道),遂愤辞系主任及所长职;陈康先生继任,为时尤暂,仅半年耳,即为洪耀勛取代。

2)领导非人,哲系沉沦——洪主系政,长达二十余年,未任用外省籍助教一名,却聘任未习哲学之儿媳亲眷陈女士为讲师!台大哲学教育之未能正常发展,孰令致之?方陈两位大师级系主,一去职,一去国,均无法在系发挥贡献,蒙损者岂止一系一院一校而已!

按沈刚伯原系中大历史教授,与北大素无渊源,从未踏入北大校门一步;在台大竟以排方去陈有功,稳坐文学院长宝座二三十年,以迄退休。试问其与毛子水有何赫赫著作,望重士林,而配怡然高踞讲座教授?毛某不通任何哲学,居然位列多所大学哲学博士口试委员,从不缺席,亦从不脸红!文院六系,教授越百,无一敢异议吭声者!谁胆敢不识时务,必被冠以「神经病」,百般排挤,去之后快。这就是其一贯标榜的“北大派自由学风”!

3)评论黑格尔哲学——一九五一,先生受蒋总统特邀,对大专教授讲解黑格尔辩证法,一九五六发表为长文〈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驳斥其逻辑系统、科学系统;而激赏其玄学系统,誉为系统之系统,哲学之哲学(又名超哲学,meta-philosophy)。

4)痛惜陈康去国——一九五八,陈康教授赴罗马出席国际哲学会议,却久候台大聘书不至。接方师母函,始知聘书遭院系暗扣,遂转美终身不归。讲学哈佛、德大、纽大、艾莫瑞、佛大,终于客死他乡。孰令致之?一九七三七四我回系服务,恪遵先生力荐,特以“国家特约讲座教授”名义,敦请陈先生回系贡献,惜遭婉谢、不果。

此时得识师大国文系刘毓鋆教授(本姓爱新觉罗)。他是宣统逊帝傅仪及艺术大师傅濡(心畬)的堂弟,曾经代表“满洲国康德皇帝”傅仪觐见过日本裕仁天皇与纳粹德酋希特拉,自谓「生于宫廷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人众多,故能知人。尝语我曰:「沈刚伯有严嵩之才」。据先生晚年弟冯沪祥子记载:「先生有次感叹:有些人很聪明,也能干,但若品格不好(心术不正),反而误国害人。当时他曾举沈刚伯为例,指其很聪明,但会排挤其他人才(如朱光潜、陈康等大师)。方师对此深表痛心」云。[27]

4)讲学美邦卅七校园——一九五九,先生应美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访问三十七所大学校园,结识多位一流学者,有些成为终身友好。例如一九五九在南达可达大学结识瑞璧教授(DaleR.Riepe,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印度Carvaka(唯物论)专家学者,莫斯科大学访问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教授兼系主任。氏对先生一见倾倒,终身服膺,以私淑自居,辄言“Thomé Fang was my teacher in Hawaii.”一九六六,氏以年俸高薪二万美元(是台大薪俸的三十倍),敦聘先生前往纽大任客座教授,先生婉谢,毅然东归。

5)哲界名人,终身钦佩——一九六〇,在密苏里大学遇文理学院院长韩路易教授(Lewis E.Hahn)、一九六四「美国哲学名人奖」得主。韩氏盛赞先生「应对如流,任何人与之略交数语,便知其硕学博雅,一大哲学奇才,无论其发表著作多寡」。二十七年后,先生逝世十周年,台北举办方东美哲学第一届国际研讨会。韩氏以八十七岁高龄,犹复应邀飞越重洋,担任主题致辞,礼赞先生集「诗人、圣贤、先知」三重复合之理想人格于一身,肯定其囊括中、希、印、欧四大文化宗传,学兼科、哲、艺、教四大领域,俱属其治学专精范围。如此评鉴用语,洋人绝不轻下,而严划学者胜任领域与专长领域(area of competence and area of specialty)。

6)驳斥哈佛蒯英教授无知武断——同年,访问密苏里大学,适值普林斯顿大学邱琪教授与哈佛大学蒯因教授举行辩论会。蒯因坚持形式语言、逻辑语言为普遍语言,凡不能纳入者,则既非科学、亦非哲学;邱琪则承认形式逻辑语言有其效用范限,例如施之实验科学,即有限制。蒯因斥为胡说。先生不满蒯氏立论武断,发言义挺邱琪,直陈辩护双方所谓形式逻辑语言者,可溯及希腊,同属主宾模式语言;中文则否,而数千年来中国先贤皆运用此种非主宾模式语言,从事科哲研究,成绩著作俱在,岂容否认?试问彼之形式逻辑语言如何翻成中国语言?蒯因不识此一问题。先生笑道:「既是普遍语言,尚需翻译?根本不通!」[28]

7)杂志扔回领事桌上!——先生此次应邀来美讲学前,赴美使馆领事组办理签证,值班副领事某竟递交《时代》杂志一份,请先生照念一段,以试英语。先生一语不发,将杂志扔还领事桌上,起身戴上礼帽,拿起手杖,扬长而去。大使蓝钦闻讯后,即令该员立刻道歉处理,补送签证到府,以利行程。

8)无礼问卷,一概退回——先生返台后不久,竟接获美国务院下属单位寄来调查问卷一份,请填具访美期间学习心得。先生斥为荒谬无礼,无知自大,不问尔等从我处学习心得,反问我从尔处学习心得!我这次访美,是去留学的吗?岂有此理!遂将来函连同问卷表格全部退回!一字不复,对之行不言之教。

谨按:先生此次访美讲学,含“哲学统会”(Philosophical Assemblage)一篇,风格内容博综该贯,统合中希印三大古代哲学智慧,而以最纯正典雅之英语出之,行文结构缜密,巧运桐城“雅洁”义法,气势灏畅,奇警雄健,饶具维多利亚王朝文风。如此论题,西方学者,碰都不敢,遑论议论?撇开内容不谈,但论文字表现功力,恰如牛津大学史学教授Ian McMorran所赞:“求之当代英美学者,亦不可多得”!

9)东西哲学大会,挫锐英国代表——一九六四年,先生出席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取代前期中国代表杜威在华大弟子——胡适博士,会中发表〈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一文,名震国际。

据外电报导,先生研究态度严正,修辞典雅,学识淹博,辩才无碍,针对种种问题,肆应有方,使与会学者留下深刻印象。尤以禅宗机锋挫锐英国代表伦敦大学芬里教授(Professor J. N. Findlay),语惊四座,大放异彩,掀起全会高潮,至今传为佳话。

按芬里绝非等闲之辈。他身为英国皇家科学院士,吉佛讲座(英国学术界最高荣誉),于分析哲学及黑格尔哲学在西方均极负盛名,会中两度发难,挑战先生对中国形上学意境描绘犹如美梦,难道中国历史上未经痛苦灾难?请问有何妙法可以说服,使其相信先生之美梦?先生雍容严肃以对,初赏其不乏自觉意识能力,颇能辨识梦与非梦;次嘉其不乏美感判断能力,更能辨别美丑;继引德国诗哲哥德名言,谓古希腊民族之伟大天才正表现于善能作人生之美梦;终引用英国牛津大学古典研究教授道滋亲告故事一桩,间接启发之。略称﹕道滋某次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观赏古希腊巴锡农雕刻艺术,陶醉其中、无任神往之际,突某英国无知少年鲁莽致问﹕「恕冒昧坦承,面对此类希腊事物,某毫不为动,未知阁下何以竟对之如是专注著迷?……」至此,先生反问芬里﹕「倘使阁下与道滋教授易地而处,面对此位英国无知少年,请问有何妙法,可以说服,使其相信阁下之美梦?」语毕,全场爆起如雷掌声。芬里犹为抗辩﹕「某乃堂堂学者,岂是无知少年?」先生正言笑曰﹕「在正式谈论中国哲学之学术场合,尔乃无知少年!不但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之眼光看尔如此,即使区区我方某人之眼光看尔,亦复如此!」芬里只得收拾皮包,悻幸离去,口中喃喃抱怨﹕「斯人也,绝对武断!……」云云。此时欧美学者早已纷纷列队,集结会埸门口,争相与先生握手为荣,道贺曰:”阁下之高明反攻,令人激赏!”(We admire your counterattack!……We enjoy your counterattack!)[29]

会后,事闻于东道主夏大校长。旋假宴会之便,特意安排两氏邻座首席,藉得交谈,化解误会。芬里趋前对先生礼貌表示,日前会场发问的确出乎好奇、无知,绝无恶意。先生笑纳不计,化干戈为玉帛,更广就东西哲学若干问题与之充分尽情交谈,毫无芥蒂;而其对英国哲学、西方哲学造诣之深,尤令人折服也。二十多年后,芬氏于纽奥良美国哲学讨论会上与先生弟子刘述先教授相遇,不但表示对先生由衷钦佩,并明言其个人晚期思想因之丕变,成为一自然主义者,而向往道家,尤其老子!

10)禅宗大师,投刺订交——该次东西哲学家会议中英双方论战结果,引起另一学术胜缘:日本代表对中国哲学及佛学界之成就从此刮目相看。日本佛学及禅宗权威学者铃木大拙博士 (Dr. D. T. Suzuki ) 聆听先生宣读论文后,深为叹佩。氏素轻胡适,斥为不配谈禅,时已九十三岁高龄,特派私人秘书冈村美穗子小姐(Miss Mihoko Okamura) 持刺代表,亲赴先生旅邸,趋候致意,相与订交;敬邀同游檀香山博物馆等名胜,共赏日本庭园之美,留影志念。东方两大哲学心灵首度会唔,亦即最终相聚,非奇缘耶?铃木语先生曰:「某方致力于大乘佛学《碧巖录》之诠疏工作。斯愿未了,或不至死也。」先生返台后,氏犹自京都不时托人(留日佛学者张曼涛)问讯致意,以迄一九六六年止。先生忽接明信片短简,告以「拙业已了」云。逸笔草草,寥寥数语。先生睹字,通体浑如电触一般,怃然良久,叹曰:「铃木寄简示别,其将逝耶?」不数日消息传来,预感証实:铃木大拙博士果然逝矣!享寿九十有五。

11)「方教授是一位很有威严的人!」——一九六四六六,先生在East Lanson密西根州立大学客座,系中特派印度研究生一位,担任助教。他事前通令全班选课同学,此番中国大哲莅校授课,机会难得,尔等必须恪遵东方礼节,尊师(guru)重道:上课前须对先生起立行礼,先生讲课时不得发问打断,或交头接耳,乃至吸烟、饮可口可乐,嚼口香糖、著奇装异服等,一概禁绝。开课方面,除东西比较哲学外,先生还特开「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研究课一门,该课虽西方学者亦罕敢尝试,因苏格拉底不著一字,半本著作全无,如何讲法?先生根据百年来欧洲(英德)一流古典学者研究资料,探赜索隐,竟能重建苏、柏师弟间之精神形象,而畅乎言之。授课到一段落,鼓励学者发问,有时延长课后一二小时,晚间讨论课,往往达于深夜,是真诲人不倦者。密大许多科学教授均来听讲,参与讨论,对先生之学养丰采,无不钦重。系主任对该校研究生柯秀煌先生说;「方教授是一位很有尊严的人」。一年客座期满,密大敦请续聘一年。最后密大校长亲自举行茶会,致赠该校「最杰出客座教授」荣奖。

12)中国哲学,台大开讲——一九六六,先生返抵国门,决定在台大全幅开讲《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先后计凡两度,共历时七年,迄一九七三年退休止。

13)烛光晚会,传灯不绝——同年六月八曰,中外弟子数百人假台北巿耕莘文教院为之举行退休烛光惜别晚会。先生声音略带沙哑,眸子泪光莹然,与千百对青年目光及满室烛光相映亘明,发表极其感人之谈话「传灯微言」,结语曰:「余之子女未能承继余之慧炬薪传,余但有无数思想心智上之后裔耳!」

14)讲座辅大——一九七三,九月,先生转任辅大讲座哲学教授,仍主讲前课,唯《中国大乘佛学》及《华严宗哲学》部份发挥较详,录音成书,都一千七百余页!

15) 学界轶闻——昔有大学校长某,春节亲到先生府上拜年,被享以闭门羹,因其曾言而无信也。早有院长某(按即沈刚伯),亲自登门求谅,先生也闭门不纳,因其曾妨贤妒能,坏朱光潜先生事也。更有大学校长某,过去彼此同事,后因事办公室相见,该氏竟端架倨傲也,先生乃以杖叩其桌,喝令「xxx,给我站起来」!「坐下去」!如是者三,方正言告之曰:「我只是让你自己想想,配不配坐在这里!」…… 诸如此类的奇谭怪事,堪称《台湾学术界三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听来似大不近人情,却居然如如发生,岂无缘故?到底谁之过,一切该怪谁呀?朝此方面一想,答案也就现现成成了。

16)评《论语》之不足,引起轩然大波——在辅大授课期间,先生勉人研究孔子哲学、儒家哲学,视野不应只限于《论语》;《论语》之外,应该多留意一点其他的原始儒家经典,如《诗》、《书》、《易》、《礼》等。课室谈话,为弟子冯沪祥记录,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标题〈从《周易》看孔子的创造精神〉。不幸却因此引起误会,酿成轩然大波。政论家任卓宣(叶青)、两汉思想家徐复观先生等,纷纷发炮,猛烈攻击,指摘方东美不重视《论语》,是挖了中个文化的根了!史学前辈钱宾四(穆)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讲演,也温和幽默地表示:「现在大概不会有谁反对孔子吧?要有的话,恐怕就只有台湾的方东美先生了。」语落,想听众也必然会报以温和的笑声。谨按:及方先生逝世,钱宾四先生曾亲临灵堂吊唁。先生从未教人不读《论语》,只是勉人不能只读《论语》。强调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岂限区区一部《论语》?甚矣,在台平心论学之难!

一九七四,先生应士林国学研究会之邀,主讲〈孔子哲学儒家哲学〉,作为针对这次学界不幸误会的总答覆;一九七六,发表于《哲学与文化》,卷四十八,第七期。

17)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三日,先生经历七八月病癌之苦,终于与世长辞,言明不举丧、不发讣,一切清清爽爽结束,干干净净归去。先生多年友人,且有年长于先生者,如曾约农、钱穆、陈立夫、谷正刚、杨亮功先生等五十余人,与学生弟子多人,莫不深表哀悼,为此百年大哲,自动举行简单隆重之告别式。正式焚化葬礼,青年居多,灵车发引时,千人跪送。(据弟子前台大哲学系主任张永儁教授函称。)

18)数年后,在台中的东海大学东海湖畔,和金门的金东沙美海边小镇,都建立东美纪念亭;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国立高丽大学建有东美堂;美国成立了东美学会,发行学报《广大和谐》;最近二〇〇八,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正式成立「方东美研究所」,发行季刊《大方》。一九八七、一九九七,台湾两度举行方东美哲学国际研讨会。

先生逝后,许多怀念文字之中,我独赏(前湘督赵恒惕之子)赵佛重先生所言:「总结一句,方先生是一位志行高洁,学贯中西的宗师。也许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才得一见!」

这句话,可作为我们大家最好的代言,虽然我们希望他言而不中!

 

赞曰:

铎音尘绝,席珍万古。

风起百世,唯此鲸骨。

 

泛彼浩劫,疾兹慧俎。

天纵将圣,允诗允祝!

 

Here lies a man at long rest,

who hath dreamt the dream of Life

at its best:

A philosopher of Life

hath he become:

Sublime and sober,

a teacher of ages to come.

Nay, perhaps all such but a misnomer

for one whose Life is spent

as a fighter to the end!

 

Acrossing the space

like a comet,

unto a dwelling-place

who is to forget?

Timeless, serene, above ages all

What a poet, a prophet,

and a sage withal!

 

 

 

 

五、其学 其书

 

「做一个现代人,须要有民族的精神,须要有世界的眼光,还须要有太空人的心胸。[30]

   ----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一)全集十七卷

综观先生遗书全集,计英著三卷:The Chinese View of Life: The Philosophy of Comprehensive Harmony Creativity in Man and Nature Chinese Philosophy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中著四卷:《中国人生哲学》,《科学哲学与人生》,《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坚白精舍诗集》;讲录七卷:《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十八讲》,《方东美先生演讲集》,《中国大乘佛学》(二卷),《华严宗哲学》(二卷),拙译《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二卷)。连同时英出版、黄振华整理方东美教授讲,《人生哲学讲义》一卷,总十七卷,都五千八百余页,逾四百万言,鍠鍠巨著,无论质量,皆足惊人而传世。不期南海朝音,发狮子吼,振中夏之天声,为今世之木铎,复睹于今日。「哀鸾孤桐上,清音澈九天。」什公孤诣,堪为先生咏,不愧一代大哲百代师!

然犹有深憾焉!盖语其治学之真实成就,凡见诸著作以传世者,殆一小部份耳。——约三分之一强。与同时西方实存主义两位哲学大师饮憾一同,如海德格原有宏大的写作计划,仅完成首部《存有与时间》,五百八十页,不过三分之一;雅斯培也有大部头成书的写作计划《哲学逻辑》,仅完成第一部,名《真理论》,约计划中的四分之一。先生最大的遗憾,是未完成《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仅存(大纲〉,即癌病不起,几成广陵绝响!他最圆熟独到的思想体系,应是《哲学四慧》。

(一)广陵残篇

先生为学,汪洋似海,深藏若虚,诚如其自状,犹老鹫抟云然:「老鹫孤寄长空,但求截取断云,在辽阔的学海里,留下几点轻痕而已。」其自谦而自任也,竟若是!窃以为其治学之最主要成就,可譬作一大《三部曲》式之宏构︰一、《西方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二、《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三、《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三者合观,适呈现为一大辩証发展、综合统一之格局与高致,恰象征其毕生治学及思想发展之趋势与轨迹:由西方而东方,再冶东西于一炉,合世界于一体,臻人类于胜境。旷代伟构,诚开辟所未有,而先生博综之才,渊灏之学,明通之识,大雅之德,皆足以副之。

区区此言,非臆测之辞,盖有所本。例如一九三六年《科学哲学与人生》再版著者〈附识〉:授课时尝「于前五章之外增益十七章,讨论各项专门问题。」复次,其中期杰作〈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文长百页,七万余言,篇末〈赘言〉:「作者费如许笔墨,始稍稍排除误解,将黑格尔哲学导入正确起点。至于黑格尔系统内重要问题,须有五六倍于本文之篇幅,方能分疏清楚。作者另有写作计划」云。足见《三部曲》之首可名《西方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内容固由早期中期著作扩充发挥得来,上起古希腊,下迄近欧与当代西方各派思想主流及其要义,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相辅翼而共映,若姊妹篇。毕生功力,十二载心血,尽瘁于斯。先生时已望七高龄,犹复不辞辛劳,夙夜匪懈,除平日到校授课讲学外,恒深宵振笔疾书,方期及早煞清,俾再继续奋力完成其久蕴胸中之第三部曲《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冀作最后最大之贡献。讵料竟以此积劳成疾,身罹绝症而不知,病发不起,遽逝于癌。悲夫!天夺硕哲,宏愿不果;淬学高风,几成广陵绝响!是岂我一国一族之丧哉?

先生逝后,方师母高芙初教授特将珍藏仅存之〈纲要〉细目,属余并为译出,列于附录,以飨国人,敬俟贤者,冀其或有以能继之者,而广大弘扬于来日也。一斑之窥,一脔之尝,皆足以发,幸大雅鉴之!

谨就〈纲要〉细目观之,其规模擘划之深弘瑰玮,系统条理之缜密周延,睿见洞识之精辟圆明,与夫境界气象之崇高华严等,在在令人激赏嗟叹。盱衡今世,岂数觏哉﹗西哲中无斯比也;日、印诸贤,殆亦难能。此无他,兼而统,才难也。先生学养渊粹,兼中、印、希、欧四宗之传,才气磅礡,统科、哲、艺、教四域之美。倘天假以年,使毕其功,遂其愿、成其书、尽传其学,诚不愧「究天人之际」(涵宗教慧),「通古今之变」(蕴历史慧),「成一家之言」(彰自证慧)者也。体大思精,目光如炬,足以雄视世界哲坛,进人类精神文化于价值理想胜境。其将大有裨益于学术天下后世者,果何如耶﹖洵国人百年来治哲学成就之殊荣,研究比较文化与哲学之瑰宝也。

幸其部份内容尚保存于黄振华先生笔记,于先生逝世十七年后整理发表(台北:时英出版,一九九三)。使先生在比较文化哲学、比较生命哲学方面最圆熟最独到之高见卓慧未至全沉广陵绝响者,黄先生之功也。

(三)如何善读方书?

  关于方先生哲学思想的成就、贡献、与价值,及其学风之开放、广涵、而创新,学问之博大、精醇、而深具啓发性等特色,大陆学者已有深刻的体认与相当公允的评鉴。例如蒋国保、余秉颐教授综评说:

「较之其他现代新儒家,方东美思想更具个性,却是开启了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另一路向,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方东美的理论贡献,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武库将远非现在这般充实与丰富」。[31]

李安泽教授综评说:

「方东美哲学思想确实具有开创性的特点,他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与重建指出了一套崭新的、别具一格的道路。方东美在充分研究与消化中国文化几大传统乃至世界文化诸大传统之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与重建的道路。这就是融贯中西,融摄诸家,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路线。这是他坚持传统文化本位立场,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折与重建的重要理论发现,也是他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作为一位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中个现代哲学家,他的理论创新与探索活动,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增添了新鲜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

方东美哲学毕竟是20世纪中个现代哲学家群体中一个夺目光彩的星座。他是一位有良知、有理想、有勇气的哲学家。他诚挚地热爱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上所有优美的文化传统,并为著追求一个高尚的理想文化的目标奉献自己的一切。……但一代大哲为追求真理历经千回百折而在所不辞的求索精神是不朽的。」[32]

面对他们二位学者兼批评家的评鉴总结,我这年届八旬的方学老童生,真是欲赞莫名、不敢妄置一词了。最近因应台北《国语日报》〈书与人〉专栏编者之邀,属我写篇介绍方先生其书其人七千字的短文,笔者只好重温老师大著全集,下面只想说说一些读后感,指出某些文本上的缺陷,澄清若干对方先生讲学方式的误解,提供一点可资基本赏析的入门刍议如下:

1是精产而非多产——先生生前作品发表不多,算只有英文一本,The Chinese View of Life: The Philosophy of Comprehensive Harmony中文两本,《科学哲学与人生》,《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广播稿),早期哲学论文四篇,〈生命情调与美感〉,〈生命悲剧之二重奏〉,〈《易》之逻辑问题〉,〈哲学三慧〉;晚期访美讲学论文若干篇,〈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跨文化比较〉,〈中国思想中之哲学与宗教层面〉,〈从艺术根本看中西会通〉<哲学统会>按:后四篇尚译出收入中文本论文集);晚期东西哲学家会议论文三篇,〈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从宗教、哲学、与哲学人性论看人之疏离〉,〈从历史透视看王阳明哲学精义〉,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致词一篇,〈诗与生命〉。这样的著作量,衡以作者思想之丰富、学问之渊博,的确不成比例,当然不能算是多产。战前学界对他就有惜墨如金之叹;然而一文甫出,士林争诵,真是字字珠玑,篇篇足传。

2讲录的先天缺陷——先生逝后一年,黎明陆续出版《全集》,其中除了《坚白精舍诗集》是影印作者手稿之外,大半是根据其辅大三年的讲座录音,整理出版,所谓讲录,计含《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国大乘佛学》(二卷),《华严宗哲学》(二卷),《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共七卷;连同拙译《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二卷,总共九卷,而这些通通没有经过先生本人过目校正。其先天性的缺陷,自然在所难免,拙译亦不例外。

但无论如何,对当初不辞辛劳艰巨的朋友们,不计报酬微薄,而自动献身为老师整理录音讲学,贡献传薪不绝大业的许多「方学弟子」(请莫称「方门」),我们都应当致以深深的感谢、敬意、与怀念。他们分别是:杨政河、郭文夫、傅佩荣、沈清松、谈远平、刘孚坤、张永儁、方武、赖声羽、任庆运诸先生等(有遗漏处请谅)。

他们集体而分工的努力精神,十分可佩,且意义重大,使人想起一百八十年前(1831)那位德国哲学怪杰黑格尔逝后遗著整理的情形。黑大师虽然从中学起就勤学不辍,先后历任耶拿、海德堡、柏林三所大学教授,最后还当了两年柏林大学校长,可生前除数篇论文书评杂著之外,成书只有四种:《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小逻辑》,与《法理哲学》。一九六八年麦纳(Felix Meiner)出版社重印历史考证版《黑格尔著书全集》(含书信)二十二卷,《黑格尔讲演集》十六卷,含《哲学史》、《历史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等,都是根据弟子的随堂笔记,可那时还没有录音机可用呢!爱尔兰籍(后入日本籍)小泉八云的《全集》亦然,一大部份根据他在日本东京帝大讲授英法文学七年的学生笔记。

先生不会讲国语或普通话,台湾长大的青年一代学子,恐也未必能够完全听得懂他那口桐城方音。而讲学过程中常夹有英语、德语、梵文、拉丁、希腊等专门术语,稍一不慎,就会记错。再若校对不察,那就不免闹笑话,以讹传讹了。举例来说,在《方东美先生演讲集》(一九七九,旧版,页二二五),就出现“Theory of Ibid”这个怪名辞,拉丁文“Ibid”是注解用语,意思「同上」。怎么变成了「Ibid学说」呢?从上下文义脉络来看,既是谈弗洛伊德「深度心理学」,那必然是“Theory of Libido”(音近),或“Theory of the Id”,意思是「原欲说」。经过二十六年,到了二〇〇五,黎明出新校正版,该书页二九四,错误依旧,还是印成“Theory of Ibid”!

再如《华严宗哲学》上卷,一九八〇,旧版,页一七一, W. Occkam (欧铿)”就大有问题。请看上文「所以像当年张君劢先生在德国住的时候,只晓得德国有一位W. Ockham(欧铿),因此他在当时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可以说根本没有从哲学的立场来应付近代的科学问题」。稍知西洋哲学史的,都知道「奥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William of Occamc1285—c1348):他是十三到十四世纪的人,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生于英国东南萨瑞地区一个小村Occham上的人,好像「桐城方东美」一样。——Occham原是地名。张君劢先生在德国住的时候,所晓得(认识)的德国人,乃是Rudolf C. Eucken(倭铿,一八四六—一九二六),正是他在柏林大学的老师,一九〇八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欧洲哲学家,有道德理想与宗教热诚。唐君毅先生称赞他文章气度甚好,虽然格局不大,的确是一位君子人格云。下文「只是根据Ockham的节约律」,则是正确的,指的是「奥坎的剃刀」。方先生讲学的时候,要嘛用“William of Ockham”,要嘛简称“Ockham”;绝不会念成“W+dot(点)Ockham”,如“W. Ockham”的。推断极可能是整理者误听“Eucken”为“Ockham”了。因为年青人知道奥坎的多,知道倭铿的少。正确地transcribe(记录),应该是「……德国有一位Rudolf Eucken(倭铿),……」。经过二十六年,到了二〇〇五,黎明出新校正版,页二一九,同样的问题,仍然照印不误,只把「欧铿」换成了「欧坎」而已!

信手拈来,就是二例。

这些疏忽之过,笔者无意苛责当时担任校对或校正的朋友;他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但「勿以善小而不为」,希望北京的中华书局和台北的黎明书局,近期出新版繁简体全集之际,仔细精校,务必使错误减低到「零缺点」。老朽不才,如有需要,原充义工,略尽绵薄。

3)是天马行空?还是烘云托月?——先生讲学往往旁征博引,纵横驰骋,但风格无不真挚感人,大气磅礡;若学生基础不够的,自然跟不上,私下就给老师送上一个尊号,说是「天马行空」!年青人这话本无恶意,当笑话也可,当赞美也可,但有心人却拿去当作讽刺、嘲笑、诟病的把柄。还有人把它反映到老师那里。先生听了,心下大不以为然。有次向何秀煌同学抱怨道:「讲哲学本来就要讲得空灵。而今却有人批评我讲课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居然成了罪状」!那么他认许什麽样表达方式呢?大师说法当然不限一途。请莫忘记,先生的同事、怀德海弟子谢幼伟教授形容他是「哲学中的艺术家」。像艺术家一样,他常用的方法之一,叫做「烘云托月法」。例如他在《中国大乘佛学》提示:

「……我们可以说,不论是任何一位艺术家或文学家,在他们的各种思想领域中,都要应用烘云托月的办法去描绘一个空灵的境界。即便是在哲学的思想里面,也还是要像画家在画树或画人一样的容易。如果要在白天的话,自然要画万里晴空。因为在白天通通都是光明,没有阴影。如果是在夜晚,在满月的湖光山色下,连阴影也没有。因此在如此情况下,画家要画月亮,他就不能从月亮本身来画,应该要用烘云托月的方法去画才对。因为在那个光明莹洁的景象里,所显出来的月亮是一尘不染;这时的月亮为光明莹洁。如果要表现月亮时。就要藉著画一片云,把月亮遮住一部分。然后拿云的阴影来彰显出月亮的光彩。假使我们懂得这种绘画的道理,自然就可以懂得在思想上面,有时候就必须要应用烘托法。」[33]

4讲录特点——大略估计一下(据黎明旧版),先生讲录全集佛学部份,一千七百余页;原始儒道二家和新儒家部份,五百九十余页;演讲集,三百二十二页;外加时英版,《人生哲学讲义》,二百六十二页,总共二千八百八十四页,将近三千页!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今哲学讲学史上,除黑格尔外,都是罕有前列的,而在内涵之丰富上,在东西思想之比较批评上则更是空前的,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先生那时已是高龄七十四到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仍能篇篇脱口而出,一气呵成;思路缜密,而条畅豁朗,略无窒碍;尤可贵者,大气磅礡,句句真挚感人。这一切,若非平时积养有素,炉火纯青,真到了古人所谓「义精仁熟」的境界,试问谁能致此?大师讲学,不同于小师教书、上课。不一样就不一样。东施效颦,期期不可!

既是讲录,形式上不免有其先天性的优缺点;缺点方面,例如:

1)内容稍有重复——由于在不同时间场合讲相同或相近的题旨,内容重叠,在所难免;

2)组织欠严整——全书章节划分,及标题拈加,均未经作者过目,而都由整理者斟酌处理;

3)新儒家不全——先生因病辍讲,止于张载(横渠),致上起宋明程朱陆王,下逮有清二王颜戴,三代八子之说,悉付阙如。幸完整内容精要保存于拙译《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优点方面,例如:

1)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请参考一下黑格尔学专家诺克斯(T. M. Knox)对黑大师讲录的看法:「讲录比黑格尔本人出版的著作更容易懂。凡原著仅予大纲之处,讲录则增加举例说明,材料内容丰富。」[34] 先生的情形亦然。不同于其哲学著作,讲录表达晓畅明白,语气亲切,用先生自己的话,句句从「精神体验」流出。它有其著作所没有的内容,而一气呵成: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时如崇山峻岭,蜿蜒无垠。尤可贵者,高视点拨。

2)后设著眼,从根底批评西学——美国学者对方先生的作印象最深者,是其对西方哲学的批评。而这方面材料最丰富者莫过讲录。这是因为先生早年对西方的逻辑、方法论、知识论下过苦功。——撰有《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博士论文,加之深造《大易》、《华严》,故能从高视点、深层次,点出西学在方法学上基本预设的谬误与不足(如恶性二分、种因于静态的逻辑思维模式)。比较研究的可贵处,首在察异,反衬烘托,证新发现,藉资啓发,形成高度的新综合,大有以智风致,“究其差别,观其会通”。“盐上加盐”,可谓得乎?先生对西方哲学之犀利批评,表现最多的是在《中个大乘佛学》和《华严宗哲学》讲录;《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十八讲》、《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等次之。

3)亲切指点,透露动机与苦心——正是由于讲录体不是论文,可予讲者较大的空间,足资自由发挥。先生这时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面对的正是孙辈的青年学子,他的讲学当然不同一般,那真像一位sweet grandpa(可爱的老祖父),亲切地讲故事、作遗言、办后事交代似地,将他一生致力东西哲学研究的志业动机,目的理想,所谓心事,和盘托出。像这样的剀切指点,反复叮咛,在一般严格枯燥的学术论文中是听不到的。

4)感怀忧世,抨击时弊——先生看似非常注重传统;但更是爲了从传统中吸取智慧与经验,而激发创新!他青年时期就注意到黑格尔,为此不惜从威大转学俄大,跟J. A. Leighton教授专攻黑格尔哲学一年;焉不知黑格尔论哲学与时代的密切关联?「无论什麽情形,人人都是其时代的产儿;而哲学正是思想对其时代的掌握。」(《法理哲学》序)——回应培根的名言:「真理是时代的爱女,不是权威的!」(《新工具论》,卷一,84节。)至于哲学与文化的密切关联,「哲学是文化的良知。」(卡西勒,《论人》。)

5)沉痛心事,和盘托出——先生思想所掌握的时代呈何景象?西方哲学衰退(小知间间,支离破碎),中国哲学死亡(自抛己宝,沿门托钵),中国文化频临灭亡,世界文化旁徨歧路。全球性文化精神大病态的病理诊断书:「愚蠢当令」,「智慧放假」,「精神贫血」。在这种历史文化的脉络下,重新体会先生的教室抒怀,交代心事等沉痛自白,不是字字落实吗?

……有谁敢说,中国不是最哲学的民族?更有谁敢说,中国民族的灾难不能发挥哲学的精神以求解除?」[35]

「兄弟在青年时代学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又在我的心田下了种子。……想使哲学……在中国……能够复兴,然后拿中国复兴的哲学去面对西方,也促进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够复兴。」

……现在面临著整个世界哲学的衰退,中国哲学的死亡,……决心要为将来的中国,将来的世界创造一种新的哲学!」[36]

(五)「天马行空」辨——有人形容先生讲学的风格如「天马行空」。褒义、指讲学灵活,纵横驰骋,浑无定姿;贬义、指漫无条理,肆意发挥,令人莫所适从(hard to follow)。若指后者,对先生大不公平。哲学家对某一个问题,从多角度多层次去观察理解,是极为正常的事。加之,先生个人学问渊博似海,一波搀动,万波随起,也是极自然的事。学者应该自己多用功,多读书,多思考,才跟得上,真积力久,神明自得。怎能全部依赖老师呢?思路若毫无条理,还算是个哲学家吗?其实先生早年在东南大学是教逻辑起家,严格无比,学生送他个外号:「方东美,谁说不美?逻辑克,如何能克?」他博士论文写《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新实在论当时是反黑格尔的异军突起,故他势必深入敌营,研究黑格尔哲学。在逻辑造诣上,除黑氏的辩证逻辑(实为其形上学本体论)之外,必须兼通从古代亚理斯多德发展到近代贝阿诺、弗瑞格、罗素与怀德海的新旧两套形式逻辑。细读〈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一文,足见其新旧逻辑功力。在台大「柏拉图」课上,我亲见他运用罗素的新说Theory of Logical Types(逻辑类型论),层层展开,重新诠释柏拉图《对话录:查米迪斯篇》中的「知识之知识」、「智慧之智慧」等论旨,真是「循循然善诱人」!。

最足以说明先生数理逻辑方面功力的,是一桩东大逸事:那时(一九二五)他以一个年仅二十六岁的青年教授,在课堂上介绍数理哲学的新发展,谈到目下许多数学家、甚至哲学名家都不识数,这环了得!登时引起班上数学系高材生周鸿经、管公度的强烈不满,对这位绰号「毛头小教授」公开发难,双方年轻气盛,辩论激烈,最后闹到学校,先生主张「开除」!学校判学生应向老师礼貌道歉。后来他俩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英伦,从剑桥大学数理名家CompellHardyRussellWhitehead问学,才知道当年母校东大「毛头小教授」的说法是大有所本的,不是胡说。原来「数」的定义,要根据组论,又称类说,任何整数都是类之类。类问题不解决之前,怎能识数呢?关于类问题的解决,罗素一方面藉助德国物理学家弗瑞格(Frege)的理论啓发,另一方面他又藉助意大利数学家贝阿诺(Peano)的技术支援。从贝阿诺只学到两个符号:希腊字母epsilone”,x e a 代表 xa 类的一份子”;与颠倒的iotai”,相当英语的定冠词“the”,用于罗素所谓“descriptive phrases ----the so and so(描述片语,指某状态如何如何)。凡是能够满足某命题函数fx)的值就形成一个指涉范围,所谓该类。 若无一值可以满足命题函数 x x,则该命题函数代表空类;同理,若有而且只有一个值可以满足某命题函数,则该命题函数代表独类。0就是空类之较高类,1就是独类之较高类。准此类推,类既可识。整数可定;整数既识,分数可定。有理数、无理数等定义问题,无不迎刃而解。贝阿诺的这种设准法(postulational technique),对罗素啓发甚大。英国数学家George Boole的「逻辑的基础在数学」说,从此推翻;而代之以弗瑞格、贝阿诺到罗素、怀德海等推出的新说「数学的基础在逻辑」。例如,为何a=a?数学无法解释,更无从证明;新逻辑则可以解释说明:靠莱布尼兹所诠表的「同一无辨性原理」和「无辨同一性原理」,以说明之。这是二十世纪初(一九〇五—一九一三)怀德海罗素合作《数学原理》(三大卷)革命性的成就与贡献。它一举奠定了新逻辑、新数学的宏基。就逻辑上说,它修正了亚理斯多德形式逻辑中的两大缺憾:一、缺乏关系逻辑,即只有fx)式,没有fxy,……)式;二、混淆类关系与分子关系,前者有传递性(transitivity),后者则无。例如,三段论从「凡人有死,苏格拉底是人」,可以推出「故苏格拉底有死」,你能从「美国是联合国的一份子,约翰斯密斯(张三)是美国的一份子」;推出「故约翰斯密斯(张三)是联合国的一份子」吗?

(六)不打不相识——罗素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在北大和中国科学社讲「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数理哲学导论」等,方先生是密切注意到的。罗素来中国之前,曾应列宁之邀访问俄国。先生就在一九二〇年《少年中国》(卷一,第十期)上发表了〈罗素眼中苏维埃的俄罗斯〉一文。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也很崇拜罗素」,罗素和萧伯纳都是英国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社员,后来他就干脆英文命名长子天华为Fabian Fang;而罗素的本名叫伯特兰(Bertrand),他就命名季子天觉为Bertrand Fang。可见他的「罗素崇拜」是玩真的,不是说说而已。留美期间,博士论文既写《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他便不得不兼通新旧形式逻辑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爲了后者,他转学俄亥俄州大,从雷敦(Leighton)教授专攻黑格尔一年。治学、他一向主张对正反两面都要认真处理,公平对待,还要原原本本,彻底研究。青年时期他就有这种头等扎实的学问底子功夫,才能使当年数学系的高材生、后来扬名国际的数学名家周鸿经、管公度二位到剑桥深造之后衷心折服。抗战时期,他俩留英归来,都进中大服务;周鸿经先生后来升任中大校长(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二氏来台后,管公度先生出任台湾师范学院(今师大)数学系主任;可惜周先生英年早逝于美国康乃尔大学。但无论在重庆的松林坡、南京的婆婆巷、台北的牯岭街,每逢春节大年初一,第一个到当年「毛头小教授」方老师家拜年的,就是这两位他当年班上最大的反对者!

前辈学人,辩学认真不苟,师弟间崇善服理,诚敬真挚,才真够大师风范。先生一生这种「不打不相识」的佳话,当然绝不止此一桩!

(七)建筑师与工程师——英国哲学史家柯布里斯顿(Fr. Frederick Copleston)这样形容康德哲学:「他对系统安排与建筑学的热爱,俱见全程运作。」(“In the whole process we see his passion for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architectonics at work.”)[37] 这方面先生也大有同好,营造系统,充满追求 「建筑学式统一之冲动」(the impulse towards architectonical unity)。作为一位系统哲学的思想家,康德的确是位高明的一流建筑师,结构蓝图打得十分精密美妙;但他不是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无法按照蓝图盖出巍峨辉煌美轮美奂的大厦。因为建筑师必备的才具,是构思力(power of conception);工程师必备的,则是执行力(power of execution)。令人不解的是,康德口才绝佳,上课幽默风趣,谈话娓娓动听;文章可不敢恭维,艰涩难读,不亚于黑格尔!伟大的哲学家,这两种才具最好都能够一身兼备。思想建筑师打蓝图,也非比寻常,那得要靠一套高明的统观全局的本领。康德为他自己从事哲学大业的旨趣,安排了四大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麽?二、我应该做些什麽?三、我可望得到什麽?与四、我到底是什麽?康德准备以四大批判,分别作答;可惜只完成了三大批判;第四批判。未及著笔,而大哲逝矣。留下偌大的一个问题,足够德国哲学家忙两百年的。前三问、对应当时流行的官能心理学,即人性知、意、情三分观。第一批判答:我仅能够知道物现象,永不能知及物自体,故必须限制(牛顿式科学)知识,开启信仰之门;第二批判答:我应该无条件地断然为善;第三批判答:我可望感受主客界的无目的之目的性(Zweckmässigkeit onhe Zweck, 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即和谐性、即美,含优美与壮美两型)。注意:每一问题都蕴涵一个「我」。到底我是什麽?康德未答、无解。但他特铸造了个名词,叫「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可简称「哲学人性论」、或「人学」,为后学留下无穷的探索空间。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德国两位大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回应此难,提出解答:谢勒(Max Scheler)用本体论、即形上学的方法,答称「人是上帝神明的同工者」(co-worker with God);卡西勒(Ernst Cassirer)则采文化哲学的途径,答称:「人是象征动物」(象征意义的创造者与领会者)。其详细论证从略。目下我们只需焦聚在康德思想体系的建筑立体

蓝图上。详附图二:

hegel-3

 

【附图二】

二两大批判好似两根柱子,第三批判正好是坐落其间其上的盖顶石,宛如拱门。

简言之,康德的思想系统蕴涵了「情统意知」。至于每一批判的内容组织,皆各具建筑学的结构风格,详各书细目(从略)。

前三大批判宛似一个平面三角形;高置其上者,正是第四批判(论人),耸然形成锥式

立体结构。详附图三:

hegel-4

                    【图三】

对照之下,方先生的情形如何呢?他既是高明的建筑师,又是高明的工程师,一身兼具宏伟的构思力与精密的执行力;可惜天不假年,壮志未酬,未能亲笔完成《哲学四慧》——《比较生命哲学导论: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那部大书!先生深具上乘的文字般若,表达力优美典雅,中国哲学界百年来仅见。摆在世界上,也只有英国的罗素、法国的柏格森、美国的(实西班牙裔)圣塔雅纳可以媲美。专就其思想建筑师的才华而论,对打造结构蓝图,先生不但情有独锺,而且乐此不疲,覃思竭虑,经营位置,不下于作诗填词。他一方面发挥其绝高的构思力,胆大笔神;二方面又匠意独运,心细如髪。

(八)请吃大鱼!——唐君毅先生讲过一个笑话:读西洋哲学书像吃小鱼,肉很少,刺很多;读中国哲学书正相反,像吃大鱼,刺很少,肉很多!真是大师妙譬,经验之谈。近代中国哲学界,除方先生之外,唐先生读书之渊博是罕有人及的;他有资格作此综评。相信对中外哲学书籍有所涉猎之士,对此都有同感:中国哲人著作言简意赅,文约旨远,篇幅短,内容丰;西洋哲学著作,正相反,大多名相烦琐,句法冗长。往往读了许多页,得到内容很少。既费力、又吃苦头。美国弟子读陈荣捷编译《中国哲学资料书》后,对我如是反映说。

这方面方先生也说过一句笑话:像《老子》五千言;它包括的内容,写一百万字也讨论不完!东方哲人智慧著作,首尚精简。若非爲了析学喻众,他最向往的哲人境界,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或干脆「圣默然」。他批评英语世界第一大哲怀德海的大著《历程与真际》不够精简:要是怀德海能懂中文,读懂《华严》,尤其杜顺的〈华严法界观〉,全书就可删减一半!美国杰出的哲学者华盛顿大学李维教授,在《哲学与近代世界》点明:怀氏大书精义,尽在首部第二章,共十八页,「范畴体系」(揭义例)。在强调表达精简功夫方面,先生自己是说做到的。请看他短短一本《中国人生哲学概要》、《中国人生观》,内容多么丰富!短短一篇〈生命悲剧之二重奏〉、〈哲学三慧〉、或中篇〈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内容多么丰富!我们甚至可以说句戏语:方先生的作品,其内容之丰富与篇幅之大小适成反比;换言之,篇幅越短,内涵越丰。最显著的例子,莫如他所打造的几幅建筑蓝图,分别略述如下:

(1)人与宇宙相待互涵关系结构图——是先生为中国为世界为人类创造新的哲学系统而打造的建筑蓝图。气魄宏伟,直追十四世伯祖方以智的雅量高致,「坐集(东西)千圣之智,而折中其间。」集中国、西方、印度数千年哲学智慧之精华,而高度凝练,浓缩一页!先生自言,是图意蕴,足可发挥成帙。当年(一九六九)发表于夏威夷檀香山第五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顿使许多欧洲(尤其德国)学者敬佩渊博!美国学者(韩路易)叹为深刻!读者对东西哲学了解越深,越发现其内涵之丰与啓发之大,且有左右逢源之乐。

man and cosmos

 (孙格拉底译)

【附图四】

至其提炼渊源,在西洋方面有柏拉图(理型说),亚理斯多德(形质说),新柏拉图普罗泰诺斯(太乙流出说),斯宾诺萨(泛神说),黑格尔(宇宙大全动态说),柏格森(创造进化说)、怀德海(上超目的,法相契入说),卡西勒(人为象征动物说),海德格(我在世界,世界在我说),德日进(宇宙发展奥美嘉点说)等;在中国方面有孔孟、老庄、墨子(尚同天志)等;在印度方面有波罗门教(梵我一如),佛教(一真法界,上下双廻向),儒家的生之又生,道家的玄之又玄,西方的真之又真(布莱德雷语),原始基督教的神之又神(God-Head),统融会于不可思议境界。请听听设计人自己的现身说法:

「这一个建筑图型的最高点,可以拿整个的希腊第一个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智慧来印证,同时,亚理斯多德又把哲学讲到最高的发展,遍历一切自然界的地下层,到达纯洁的晶天,等于佛学上面的所谓色究竟天;然后再超升一步,就进到精神的领域。所以这个哲学的最后发展就变成了神学。假使拿这一种思想去印证新柏拉图学派,也不过换一个方向,从上面讲下来,一直从宇宙的最高精神——太乙,然后精神,再有各级的生命存在的形式,一直下来,他的精神像一个大水闸,把它一开之后,它流贯注遍一切境界、一切领域,一直达到物质世界的底层。这样子的力量都是从上面来的。所以人类的生活目的,最后它要透过最高的哲学玄想,然后把人的生命转变形成一种方向,表现廻向原始统会。

从这一点(方面)看,拿普罗泰纳斯的哲学可以来印证这一点,而且奥古斯丁同圣多玛斯的哲学也可以这样子印证。而在东方,原始儒家孔孟荀、原始道家老庄、大乘佛学,不管是哪一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甚至禅宗也好,最后的目的都是要把人的精神从自然界的里面提升到精神的顶点,然后从人类的智能才性上面变做尽善尽美,变做神圣。假使你把这么一个结构完成之后,去读印度一百多种的《奥义书》,或者是《薄伽歌》,或者是大小乘佛教经典,无一不契合的。」[38]

(2)康德黑格尔系统改造图——康德黑格尔系统改造图,是评述〈黑格尔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的综合结论。它旨在改造康德,打通黑格尔;改造黑格尔,动化康德,可说是一大辩证法的运作:正(康)、反(黑)、合(方)。它发展了(aufheben)康黑二氏的系统,去其缺点、存其优点,相济互补,形成综合。全图以德文撰成,三十年前我将它译成中英文,发表在《青年报》中西文化版。读者按图索骥,可以一石二鸟,从短短一页改造蓝图,汲取西方近代两位大哲的思想精义。

3)〈宇宙大全差别境界结构图〉——在前文中,先生画了寥寥几根直线,一个圆圈,就囊括存在九境:上界,周遭界、进入界、和公同界(谢勒、栾伟特、海德格),外加直透界、下界、隐秘界、空无界、当前界(方东美)。详附图五。大陆学者研究比较指出,唐君毅先生的心灵九境说,在格局趋向上脱胎于此。美国学者瑞璧说,方先生晚期思想有海德格的影子。虽然方先生对海德格有所批评,认为他的存在主义尚难达法相唯识所谓「人法二无我」境界。详附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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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五】

4)西方五大哲学系统整合图——黑格尔意图将「柏拉图、亚理斯多德、斯

宾诺萨、康德、费希特诸家哲学的成果,纠合在一起,使之融会贯通,形成机体的

统一,其构造略如下图所示。」详附图六:

hegel-1

【附图六】

 请听先生自家的解释:

  「图中A代表(1)柏拉图的至善;(2)亚里士多德的纯粹的「形」、现实、或上帝;(3)康德所谓宇宙生主(Welturheber);(4)菲希特的绝对或绝对自我;(5)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在各人的系统里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可混为一谈。B表示(1)柏拉图的下界底层;(2)亚士多德的原始的质。CD表示柏拉图的宇宙中分线,其上依次为数理世界,及绝对真善美的价值世界,其下可统称之曰生灭变化界,邻近CD一层为自然界,下为假相。AB之间的梯形代表宇宙层叠,亦即是价值等级,其中两条线索,由B上涉者指示以「质」就「形」,由A下降者标志「形」注于「质」,两相结合,依次构成个体。个体已成,复以次上就于形以为质。盖形质之在宇宙中间,其意义是相对而非绝对。cd 以下表示感觉世界,cd ef表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ef以上循序表示艺术道德和宗教世界。就黑格尔的体系而言,cd 以下表示初级知识所及之物,cd ef 表示各级的意识形态,ef以上表自觉意识。ACB 弧形表示绝对精神向外他化,成为客观世界,BDA弧形表示客观世界发觉自己缺陷,又归根反本,廻向绝对精神。(费希特的主张)ACBD大圆周象征宇宙大全,悉由绝对精神权力一体统御之而成完整的秩序。(斯宾诺萨)……黑格尔自命是西洋哲学之集大成者,这是何等自负!」[39]

读者怎样充分利用这些建构蓝图呢?光靠眼到心到,只是看看想想,那是不够的;最好还要加上手到,仔细将每图亲手切实临摹,多多练习,培养整体通观,临空鸟瞰,统筹全局的本领。这样,对思想内涵的摄受与掌握,一页蓝图,胜过庸书千册。细心的读者,若将是图举以和上面先生打造的“人与宇宙相待互涵关系结构图”比勘对照一下,不难发现他是多么善择善取,善于站在前人的肩胛上,合部份黑格尔的识见与东方的千圣之智,形成一更博大圆融的思想体系,其中生命境界层层上跻,重重无尽,上超无止境,彰显全幅价值世界之立体结构,而宇宙生命现为浩然的创造冲动,再依下廻向运作,流通贯注,以齐升下界万般生命,实现价值与理想。这就是先生发挥《易经》哲学所诠表的第四大形上原理——「创造生命历程即价值实现历程之理」。[40]

先生强调的哲学方法,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方法:科学可以集中局部处理某特殊的部份,为分析性,哲学则要从整体通关著眼,为综合性。要体认「全体先于部份」(priority of the Whole to the Parts)。莫见树忘林,莫弄筌忘鱼。

(九)组织特色:目录兼索引——诚然,先生讲学予人一种纵横驰骋,矫若游龙,所谓天马行空的印象,但绝非漫无条理,杂乱无章。其实他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注重彻底分析,原原本本,运思谨严,组织缜密。最显其组织大手的地方,是在其两部英文著作《中国人生观》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目录,他叫做目录细表(detailed table of contents),而兼索引功能。章节组织缜密严谨,文若钩锁,义如连环,俨然一篇精简完整的摘要。读者未读某章全文之前,先综览该章目录细表,便知其纲领分明,文理密察;玄珠在握,全章了然。此法也同样适用于精读艰深难解的西哲著作,如康德。康德作品,文本向称难读,而目录条分缕析,脉络历然,的确有只看不见的建筑大手运作其间。虽然百年前的美哲大家,如詹姆斯、罗埃斯,在其主要著作之中亦好使用目录细表,如前者的《心理学原理》,后者的《近代哲学精神》,但在建筑学式的冲动上,则都远逊康德、黑格尔。这也就是一个建体型与非建体型思想家的分野所在。

(十)赏析举隅:从〈三慧〉到《四慧》——〈三慧〉是篇短文,约一万二千字;《四慧》则是计划中的一部大书。哲学三慧另加印度一支,即合成哲学四慧,全名《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Ideals of Life and Patterns of Culture A Prolegomena to the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Life)。请先谈〈三慧〉:

 

本文殊胜之处﹕

1)首在其表现方式新颖,扼要融贯,而系统条件分明。风格上酷似莱布尼的《单子论》与威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文》。

2)次在其篇幅精简,而涵盖甚广。除印度的《瑜珈经》外,学界向推《老子》一书为世上最精短的哲学经典之作。然而本文篇幅仅及老子书一倍,竟囊括世界三大文化传统,九大思潮,而以警语,妙笔点睛,一一帖然表出,各具精神与特色:三大文化类型分别对应智慧三态。浓缩凝练,言简意赅,诚如中国画论所谓「尺幅而具千里之势」!体积小,照察面广,高瞻远瞩,真不愧一部袖珍版的比较哲学经典之作。在先生全集中,除〈诗与生命〉外,也属最短的一篇,

3)三在其内容之丰富与启发之无穷。思想内涵,高度浓缩,文以载意。所含材料,无论对从事中国哲学、或比较哲学研究,皆足资发挥成帙。且有详之于此,而略之于大著者。例如,先生巧运怀德海与柏格森之哲学术语,诠释形上学六大根本原理,代表中国生命观与宇宙观,即巨线轮廓勾勒,滥觞于此。继之则初发挥于专书《中国人生观》(一九五六);再综括于大著《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初中期原有之形上六大原理,节删为四,力求精简。(4)四在其为了解先生思想发展及其最成熟体系架构(frame of reference)之关钥。先生三岁启蒙,智慧开始成长,历时三十五载,及三十八岁,而发表此文,一代比较文化哲学之大哲格局与典型,已呼之欲出矣。于希腊、近欧、中国三慧之外,再加印度一支,合成《哲学四慧》,即先生最成熟最独到之哲学德慧成就与贡献,书名《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内容纲要细目俱备,蓝图打就,只稍待时日,写作告成,而癌夺大哲,先生逝矣!

《哲学四慧》巨构自〈三慧〉短文衍发而来﹕(1)希腊哲学智慧(或哲学精神)表现为如实慧,成就契理文化,呈三叠相结构﹕以酒神(戴奥尼索斯)精神、阿婆罗精神、奥林匹亚精神为点睛,其中自以阿婆罗精神为基调;(2)近欧哲学精神表现为方便慧,成就业力文化,呈三叠相结构﹕以文艺复兴精神、巴洛克精神、洛可可精神为点睛,其中则以兼此三者之浮士德精神为基调;(3)中国哲学精神表现为平等慧,成就妙性文化,呈三叠相结构﹕以儒家精神、道家精神、墨家精神为点睛,其中自以儒家精神为基调;(4)印度哲学精神表现为功德慧,成就解脱文化,呈三叠相结构﹕以《奥义书》精神、佛教精神、《世尊歌》精神为点睛,其中自以《奥义书》精神为基调。先生逝世后,幸由门人黄振华先生,根据其台大听讲「人生哲学」课前后四年之笔记,整理成书,《方东美教授讲:人生哲学讲义》,一九九三年,台北,时英出版公司发行。

黄先生之莫大贡献,在使先生之绝世才华,无与伦比之学养功力,晚期最成熟之哲学慧见,不至于全沉广陵绝响,——虽记载不十分完备。一脔之尝,皆足以发。

这本讲义,其尤难贵者在于:

1)修正早期《科学哲学与人生》之缺失, 理性(Logos)之外,宜加上爱力(Eros),微爱力,则阿婆罗精神与戴奥尼索斯精神,结合不成。

2)妙笔点出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之共命慧为「功德慧」。

3)和盘托出其在方法学上受益尼采最大之处,即一「舍」字诀也。唯其能舍,故能善取。唯其能大舍,故能有大取。例如西方文艺复兴舍却中世纪千余年,回归希腊;尼采更舍却苏格拉底之后两千余年,回归苏格拉底前期原始希腊文化(《悲剧时期之希腊哲学》)。先生于是得啓,舍却汉宋,回归先秦原始儒、道、墨三家。明言:「我既不推崇宋儒,更看不起汉儒,而对战国时代的三家,则表极大的欣赏。这对他人看来是罪言。然而,……我们不可不学欧洲人的文艺复兴。」[41]

 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思想一旦觉悟,便廻向古典文化价值理想,由中世而希腊;尼采向上古一指,再由希腊而(苏格拉底前期)原始希腊。中国不该借鉴,超宋越汉,廻向先秦原始儒道墨三家吗?大陆学者质问:方东美这样地向往先秦、重视传统,不是有违文化进步的原则吗?这显然是个误会,需要澄清一下。

第一、先生之重视传统原始儒道墨三家,是基于学术事实考虑,绝非复古保守。何况即使对于原始儒家 他也兼顾到其性格中的因袭与创造二面,前者以《书经》为代表,后者以《易经》为代表,而重点尤在发挥《周易》的创造精神。他自己就明白交代:复兴中国文化是爲了「从文化传统这一方面,引进创造的精神,发挥崇高的理想。」[35]

第二、历史、尤其文化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自有高低起伏,不是矢向性直线式的,一定后来居上。不可混进程(progression)为进步(progress)。哲学思想上的创造,和艺术一样,未必是后来居上。试问今天的音乐作曲家,谁敢说超过了天才莫扎特、悲多芬?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是叠进式的,步步预设前阶,按理应该是后来居上,越新越好。今天大家也不敢太过乐观了,因为就像美国人的汽车,五七年的雪佛兰比七五年的还好;古典丰田比近年的好!文化进步论,其本身就是个未经证实的虚妄假设。

 

(十)独到贡献:高揭「高度心理学」——外界都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哲学家,很少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大诗人(直到逝世);其诗名一直为哲名所淹,只爲行家如朱光潜钱锺书先生等所知而赞佩。同样地,他在生物科学、物理科学、数理科学,尤其心理科学方面的造诣与贡献,也往往为其哲名所淹,而鲜为人知。其实,但就他特铸「高度心理学」一名而论,即有全球性的重大意义,而名垂不朽。话要从潜意识心理学家佛洛依德(Freud)谈起,氏慨叹自从近代科学发达以来人受到多重打击。在其《创造性与潜意识》一书提到三种:

1)天文学的打击,自从太阳中心说以来,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更不再是了;

2)生物学的打击,自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理以来,人只是猿类的子孙(猴子的表亲),而不再是万物之灵长了;与

3)心理学的打击,这项打击又分二类:(3a)平面心理学与(3b)深度心理学。前者包括(i)机械主义心理学,拿近代物质科学分析的方法,分析人的心灵,视为机械的组合体——在构造上人物无差别;与(ii)行为主义心理学,倡人兽之间只有在复杂程度上的不同——在本质上人兽无差别。后者深度心理学,正是佛氏创发的,从下意识、潜意识看人性,得到什麽呢?一团原欲(libido),主要性欲——人还不如禽兽!从这平面和深度心理学看来,人不过尔尔:不是机械的组合体,就是禽兽;不是禽兽,就是一团原欲——禽兽不如。一言以蔽之,毫无价值高度可言。那么对人类万千年来所有的文化业绩——在文艺、科学、道德、宗教等许多方面的高度成就,又作何解呢?难道通通睁眼不见,全盘抹杀?

 

(十一)救苍蝇出瓶子——面临人类这种尴尬处境,哲学家的功能,正如维根斯坦形象描绘所言,「要救苍蝇出瓶子」。先生的贡献,那「高度心理学!」一声棒喝不但帮人类、而且也帮两派心理学家出瓶脱困,手段巧妙高明,釜底抽薪(under-cutting),只消轻轻一句:「科学的心理学本身有其限制」。因为科学本身有其限制!更因为科学所用的物质语言本身有其限制!先生说:「现在我们可以拿这么一个伟大而又镇定的精神,创造的精神,面临许多科学家,可以老实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一种科学只不过是成立于各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但是要提到智慧一方面,你们都还欠缺一点。」[42] 科学的心理学之外之上,更有哲学的心理学或宗教的心理学;哲学的心理学又和哲学人性论相表里。其理论核心:肯定人性有高度发展的可能,有价值感,有智能才性,能够创造更高贵的价值,扩展更丰富的意义。人、是个文化动物,一个能作价值创造、意义创造的动物。支持其说的事实根据呢?材料丰富,不胜枚举!无论中国的原始儒道墨家经典,或印度的婆罗门教及佛教经典,或西方的基督教(含天主教)圣经,以及这三大文化传统中数千百年来多少圣贤豪杰伟人天才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与所表现的高尚精神,都是明证。难怪那位二十世纪英国诗豪艾利略(T. S. Eliot),他在哈佛哲学系研究布莱德雷,修完博士学位,当了短期的教职,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在哈佛认真修过三年梵文及印度思想,相形之下,认为印度哲学家,「其玄妙幽深使大多数的欧洲哲学家都像小学生一般!」(“Their subtleties make most European philosophers look like the schoolboys.”[43] 至少我们可以说,因为他们都缺乏印度精神传统中所强调的那种显著的「自力救援权能」(soteriological power)。

 

同时,难怪西方思想家对佛陀印象最深的是,「多伟大的心理学家」!试问对人类精神痛苦的病理根源,有谁比他开出的诊断书更一言中肯的——「贪嗔痴三毒」!读者或问:西方的心理学家有「高度心理学」的同道吗?有是有的,可惜只是处于科学主义的氛围笼罩之下,难成气候,不是主流,不算显学罢了;他们叫做「人本主义的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其中卡尔 • 罗杰斯(Carl Rogers)和艾瑞克 • 佛隆(Erich Fromm)等都承认人性有其核心,只要释放人性根本的功能,人就会自发地朝向正面、建设面去作创造性的发展。——相当于肯定良知良能之说了。这派的大师阿伯拉罕 • 马斯洛(Abraham Maslow),故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在《人性极诣》一书,就大力强调「道家态度」(the Taoistic Attitude), 认为是才健康成熟人格的特征之一!我们诚心地希望,对西方哲学与心理学都有深刻认识的方先生,和他那一声「高度心理学」,能够多激发几位西方更成熟的心理学家和可爱的人类小兄弟姐妹!

 

「高度心理学」爲什麽这幺重要呢?因为它是健全教育成立的真正基础。反过来看,假使人格不可能有任何高度发展,人的心灵不可能产生伟大的科学、哲学、艺术、宗教,那么人们受教育的目的、文化与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无从谈起了![44]

 

十二)善择善取 • 撷其精华——读者或问:爲什麽方先生会能一眼看出上述西方两派当红心理学的缺陷与不足呢?当然,其本身真正学贯东西是主要原因,特别是其哲学观,发展哲学与文化必须兼科、哲、艺、教,合冶一炉,而融贯会通之。这方面当代新儒家一代宗师唐君毅先生经过三十多年的体认后,才充分赞同,许为实「不可易」。一九六二年他致书先生: 「尚忆三十余年前闻吾  师之教,为哲学当兼综情与理,并通于文学与科学,当时虽不解其义,后乃知其不可易也。……幸未大违吾师之教,愿以此精神导来学,幸无以一曲之理自蔽耳。」[45]  无论平面、或深度心理学家,谁不是「一曲自蔽」呢?

 

进而言之,先生这种治哲学「博而约、约而综」的学风是如何养成的?当然一方面得自家学渊源,如其十四世伯祖方以智壮语,「欲坐集(东西)千圣之智,而折中其间」;另一方面乃得自其西学功深,善择善取,撷其精华,对任何一位西方大哲学家,他都要求「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超乎其上」,原原本本,深入而同情地了解,真正做到《大学》所言「好之知其恶;恶之知其美」,虽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萨、康德、黑格尔、尼采、柏格森、怀德海、罗素、杜威、胡色尔、海德格、沙特、谢勒诸大家等,皆不例外。他对柏格森欣赏最多,批评最少;其余诸子,莫不难逃其高屋建瓴批评的法眼。在方法学上尼采的「舍」字诀,对其撞击、啓发最大,使其向往原始儒道墨三家,甚于宋明新儒;在气魄上黑格尔的「综贯逻辑」对其终身影响最全面、最大、也最久。他虽然批评黑格尔的科学与逻辑自相矛盾,许多错误,但却独赏其玄学系统。请证以其现身说法:

「黑格尔可佩之处,全在他那大胆的玄想。他的曲线运转的系统,从科学和近代逻辑看来,虽属错误,但他旷观人类文化的发展,却不以科学局部把握世界为满足,并对西洋历来哲学大家累积的异分思想企图再作更上层楼的异分思想,最后竟要代表绝对精神或上帝立言,试将一切差别境界都囊括进来,成为宇宙大全,使之表现无限精神权力与高尚精神价值之运化不息的壮美景象,其气魄之豪实迈超千古。」

「……宇宙间尚有广大领域足资人类精神纵横驰骋其间,科学与逻辑不能代替文学、艺术、诗歌、音乐、道德、宗教,何况玄妙幽深的哲学?……黑格尔多才多艺,渊博沉雄,……(故能)上下古今,纵横驰骋,凭藉和熔化希腊以来历代大哲学家之成就,以创造那汪洋浩瀚的精神哲学系统。」[46]

 

八.综 结

 

(一)大思想家格局:四方一体 • 八相圆融

以上对先生其人其书——正确地说,书奇人更奇——从方方面面,力求勾勒出一个轮廓,打个素描底。挂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高明贤哲不吝赐正。最后,应该综结一下其思想家一面的若干特色了。

一九七九年,先生逝世两周年,拙撰〈沉静中之追忆东美先生其人、其学、及其志业〉,连载发表台北《青年报》副刊〈东西文化〉版,及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等。该文主要是为引起青年读者的兴趣而作,其中试图从多视角观察,状摹先生的形象,例如﹕狮子骆驼婴儿、革命者、良师、诗人—先知圣贤、学者、思想家、通人、文化理想宇宙中之巨人,……。像一颗多面发光的钻石体,灿丽夺目。

先生平生治学,对学养方面一向十分重视,常言「在做思想家之前,要先做一个学者」。力戒「思而不学则殆」。美国哲学史家迪利(胡适的最怕)直言:「凡不重前人、而意欲一空依傍创建哲学体系的人,不可能指望会远比文明初期的粗糙之说高明。」[47] 艺术界常说「五百年来一大千」!对先生而言,我们也能说哲学界「五百年来一东美」吗?答案是:岂止!即使说他是中国和世界哲学界博学空前的大学者、大学人,相信知道者也无人反对。然而,先生所真实成就者,却绝不仅只于是个学养渊博、淹有众长的一代大学人﹔他更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大思想家。他思想家的卓见,往往掩映于其高深的学养,正如他高妙的诗艺,往往掩映于其超诣的哲境。本节克就其作为思想家之身分一面,而略事阐析。………… 学者尚学养,思想家尚识见,通人尚德慧。而先生一身兼之,形成一种三重复合式的人格类型及高致。至其通人德慧一面,兹请从略。  

如世周知,思想家尚识见,而识见力又有多种,得以表现于分析、比较、批评、简择、融贯、综会、修正、改造、创建、突破……等各方面者。先生在识力上亦是兼集众长的,尤其是分析比较、洞观综览、创造突破。兹就下列八大层面而观察之,以示其识力慧见之敻绝处于一斑。           

1)透过分析、比较、批评、融贯、综合,而表现于综识者,可以《哲学三慧》及 〈生命情调与美感〉等文为代表﹔           

2)评骘古今中外哲学系统理论歧异,检讨其融贯之道,而表现于勘破、改造 、重建者,可以《科学哲学与人生》、〈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以及〈从历史透视看王阳明哲学精义〉等文为代表﹔           

3)溯源探本,详密考証,析难断疑,而表现于反映哲学史实者,可以《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一系列讲录为代表。先生肯定中国哲学及文化精神传统主要渊源于《大易》经传及《书经》「洪范九畴」思想,复肯定《易传》为启自孔子,然却完成于孔子及其贤弟子商瞿子木等后学之集体创作结晶。故一方面驳斥晚近疑古派(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之臆断,谓《易传》非孔子所作﹔另一方面亦不取时贤(如熊子贞先生)之独断,谓《易传》非孔子不能作。臆独双遮,平正通达,一本学术史实,而发为持平之论。         

4)不满前说,而表现于独创新解者,可以〈《易》之逻辑问题〉为代表。先生精研《易》理,不满前人释易之种种缺陷,乃根据易象、易辞、易理等三方面,综合推证索解,另创九种(后约为六种)逻辑运作符号,据以重新诠释,推証易经卦爻之逻辑演绎系统,一扫前人治易,自两汉京房、虞翻、荀爽,以迄清儒胡熙、焦循诸子,两千余年来对易卦推演程序之种种误解及缺弊。卓识高见,发前未发,树立世界《易》学研究发展途中之新里程碑。先生研《易》之独到不朽贡献,可自两方面观之﹕第一、就逻辑或形式上言,一举定谳,圆满证立易卦排列结构系属演绎系统,非归纳系统;第二。就内容或义理上言,(甲)扼要点出《大易》蕴涵四大基说﹕()万有含生论之自然哲学,()美善合一之至善哲学,()价值总论,与()价值中心本体论;与(乙)明晰诠表六大形上学原理(即范畴兼解释原理)﹕「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中和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与「旁通之理」;晚年删去一半(「爱之理」,「中和之理」,「原始统会之理」),而代之以「创造生命历程即价值实现历程之理」,共只四大形上原理。堪称当代中国哲人对《大易》思想在创造诠释学方面之典范贡献。其诠表文字之高妙,义理之圆融,虽非绝后,实已空前。           

5)辨章华梵,极深研几,而表现为分析批判严密推証者,可以〈从缘起论谈中国大乘佛学演变过程中之重大疑难〉为代表。先生博学深思,耽读大藏,覃研有得,游刃得间,所见鞭辟入理,倡「唯智论」以代「唯识论」,一扫前人千余年来唯识宗传演变过程中之层层翳障,拨云雾、见青天,评骘犀利,论証缜密谨严,无懈可击。慧炬烛照,议论锋发,虽于历来唯识宗诸大论师及大德,如玄奘、窥基、世亲、护法,乃至佛陀本人等,皆不轻许可!

6)易简功夫,执简驭繁,而表现于巨擘判教者,可以其对印度各宗思想源流及发展之处理为代表。先生以「一源、一支、二本、三流、六派」格式,寥寥数语,囊括印度思想,综览五大范畴,形成鉴别间架,首创印度哲学及宗教思想之判教。更由之可将整个一部印度哲学宗教思想发展史,藉近代电脑式数字符号“11236”,予以简明地标举之。厝运于掌,会宗统元,驭繁执简,自是何等易简功夫!           

7)旷观体察,高瞻远瞩,而表现于全览通观者,可以《比较生命哲学导论——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全书纲要及规模为代表。先生犹尼采所谓迈步巅峰之哲人,高屋建瓴,旷观体察,纵论人类四大文化类型﹕中国、印度、希腊、近欧。复深入乎其内,同情了解,駸駸乎形成东西比较生命哲学及文化哲学之判教。虽广陵绝响,幸纲目(及部份黄记讲义)尚在,规模犹存,足以垂范千秋,风起百世。踵事增华,继往开来,凡有志者,其勉乎哉!           

8)根乎深厚之生命体验,阐玄抉微,而表现于精神发挥、系统弘建者,可以其最后遗著《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为代表。先生苦心孤诣,毕生功力,十载心血,尽瘁是书。一柱独擎,对中华四千余年先哲之智慧结晶与创发贡献,予以系统弘建,深入发挥。精神渊源流长,而传承有自;内容经纬万端,而脉络分明。名言胜谛,络绎不绝。抒旨宣趣,语语碻切,撼山不动,无一字无来历。全书风格,一气呵成,正文轻快,脚注详明;且有注明参考出处数十余目、而正文表现寥寥数行、或一段、一句、一字者。纯青火候,举重若轻,诚大手笔,百年仅见。其尤可贵者,代圣立言,一一贞乎真实生命体验,发乎忧患意识,孕乎创造精神,故能阐幽抉微,元气淋漓,发挥尽致,且以最优美典雅之西语出之。弘扬世界,贡献人类,厥功伟矣!扛鼎巨作,得未曾有,誉为空前,谁曰不宜﹖           

 

以上姑举其芸芸大端,约为八大层面,足征先生平生治学渊浩,慧见圆明之敻绝与峻拔处。任何学人,但得其一端,即足不朽,况全该尽备者乎﹖先生治学成就,堪称「四方一体,八相圆融格」﹕四方者,涵中、印、希、欧文化四宗之传,统科、哲、艺、(宗)教学术四域之美,博综赅贯,合一炉而冶之。八相者,可以上列八大层面分别代表,而强调之,如(1)综识面﹔(2)批评面 (3)史识面﹔(4)创释面﹔(5)论証面﹔(6)判教面﹔(7)全览面﹔(8)建体面(系统重建,体验发挥)。综上观之,诚可谓成就一种「四方一体,八相圆融」之格局与高致。[48]

 

(二)歌德——惊人的伟大!

在一切西方哲学家之中,先生最钦佩者是谁?答案:谁也不是。他最钦佩的是超乎哲学之外、凌驾其上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他称赞歌德在哲学上的成就是「惊人的伟大」![49] 歌德更是惊人的谦虚:

「人们时常说起独创性,但这算是什麽呢!我们一生下来甚至以前〕,世界就开始影响我们,一直继续到最后为止。而且除了Energie生命力、元气〕和意志以外、能有什麽可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设使我能够列举我所受自伟大的先辈及同时代的人们的一切,那么就所剩无几了。……

尊敬在我们之上的东西,这才使我们自由。……由于我们对它的承认和尊敬〕,可以显示我们具有高贵的品格而是有和它同等的价值的。」[50]

 

先生受自歌德最大的啓发鼓舞,四字诀,「和谐创造」!

 

「通常只把歌德当作诗人看待,实则他在哲学上的成就是惊人的伟大。由于歌德的 成就,我们又可以把科学、哲学、宗教、艺术合冶于一炉,使欧洲精神文化获得更高的统一。

就这一层而言,歌德的思想方式,一方面以对治欧洲人灵魂分裂(schism of the soul)的不治之症,另一方面又可契合东方人梵我一如或天人无间的微言大义,实在值得我们欣赏赞叹。从歌德的立场看来,宇宙全体为一广大无穷的生命系统,其中一切的现象,毫无自然与超自然之隔阂,各自依前浪逐后浪之历程,发展扩充,次第完成,以造就宇宙全体和谐无间的统一。」[51]

 

最后根据歌德的睿见,「关于宇宙的未来和人生的命运」,先生作了一次深远的预言:「前面安排著两种路向:一是和谐创造的坦途,一是矛盾毁灭的邪径。我们在思想与行动上究竟何去何从?须凭高度的智慧才能抉择!」[52]

 

(三)一句预言:「我相信……」

 

通常哲学家人又称为预言家。那么,先生针对中国的未来和命运,预言过什麽吗?有的。在《人生哲学讲义》的结论行,他斩金截铁地说:

「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演变中,中国人会安排他自己的命运的。这是我对历史的预言![53]  

(四)「无一法与人」,「一个刺激」而已!   

 

从前佛陀住世,说法四十九年,他却谦称:「无一法与人」,「不曾说法一字」。谁谓「佛曾说法一字」,便是谤佛。先生亦然。他的讲学,句句「从精神流出」,不是「贩卖知识」,更不是研究报告式的打结论、搞定谳。其讲学三千页,宗旨目的何在?请听《人生哲学讲义》最后那句总结,温语叮咛:「……而是作为一个刺激,暗示给你们去发现新的问题。……」[54]

朋友们,听到了吗?当心哦!——方格拉底这只马蝇或牛虻(gadfly),中华民族的,人类族的,太空众生族的。

 

“中国这头睡狮,别惹醒他。醒来,他会震撼世界的!”拿破仑这句“破论”的确让西方人紧张了好一阵子,近来还酿成了什幺“中国威胁论”。真是杞人忧天。请问中国这头睡狮何时真正醒来?答:“当正宗地道的中国哲学精神真正复兴的时候!”

  谢谢您的耐心!



[1]美南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国际东美学报:广大和谐》总编,www.thomehfang.com

 



 

 

 

[1]奥斯卡· 李维博士主编,《尼采全集》,英语全译本共十八卷,卷二,《早期希腊哲学》 (伦敦与爱丁堡: T. N. 佛理司出版公司,1911), 页八十。

 

Dr. Oscar Levy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Vol. II, Early Greek Philosophy (London & Edinburgh: T. N. Foulis, 1911), p. 80.

 

[2]参看方东美著,孙智燊译,《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 下册, 页二九四。

 

[3]同上,页二九三二九五。

 

[4]朱光潜,《诗论》(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五), 页一。

 

[5]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北京: 交大易学图书馆制作,二〇〇四), 卷一,页五〇二-五〇四。

 

[6]梁启超,《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五八), 页一五二。

 

[7]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一), 页四八七。  

 

[8]参看陈靖,〈一代大哲方东美家世考〉,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于《安庆日报 枞阳新闻》,第四版,副刊;〈方东美大哲先祖传略〉,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发表在安徽枞阳网,http://bbs.ahzyw.com/topic-52729.html

 

[9]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一),上册,页一八八。

 

[10]同上

 

[11]关于先生手绘“人与宇宙相待互涵结构蓝图”,参看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英文本,Creativity in Man and Nature (台北:联经出版,一九八三),页八四;《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七九),页十。

 

[12]参看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六), 页五八。

 

[13]杜威,〈杜威传〉,收入保罗 萧莆编,《杜威哲学》(纽约:都铎出版公司,一九五一),页四二。

 

[14]徐子明,《胡祸谈丛》(台北:民主出版社,一九六四), 页七六七七。

 

[15]参看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三),页一三八。

 

[16]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北: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七八), 页三〇七。

 

[17]吴经熊,〈我与东美先生〉,收入杨士毅编,《方东美先生纪念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 页五三。

 

[18]参看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册,页 二〇二。

 

[19]参看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远流,二〇〇五), 页一二七。

 

[20]同上,页九二。

 

[21]同上,页一四二。

 

[22]参看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 页三五四三五六。

 

[23]参看冯沪祥编著,《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台北:学生书局,二〇〇七),页六八六九;页二一九。

 

[24]参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引见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中新书局,一九七六),卷四十七,页一四,总页数七二一。

 

[25]参看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一八九七), 页五三;唐德刚,《胡适杂忆》, 页一三一-—一三二。

 

[26]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七八),页二三二二三三。

 

[27]参看冯沪祥编著,《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页二一九。  

 

[28]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三), 页一七二一七四。

 

[29]参看林为栋,〈中国学者在一九六四年东西哲学会议〉,收入《哲学与文化》,卷二,第六期,一九七五,页五七五八; E. R. 道滋,《希腊人与非理性》(柏克莱及洛杉几:加州大学出版,一九五一),页一。

 

[30]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页一九七。

 

[31]蒋国保余秉颐,《方东美思想研究》,页四二一四二二。

 

[32]李安泽,《生命理境与形而上学:方东美哲学的阐释与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七), 页三二七三二八。

 

[33]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四), 页四一八。

 

[34]参看T. M. 诺克斯译,《黑格尔论基督教:早期神学着作》(纽约:哈泼火炬图书,一九六一), 页三三二

 

[3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〇), 页六六。

 

[36] 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 页十。

 

[37]参看柯普利斯顿,《哲学史》(纽约:形象出版,一九六四), 卷六,第二部份,页七五。

 

[38]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 页二九卅。

 

[39]方东美,《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七九),页三〇一;中华版二〇一。 

 

[40]参看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册, 页二二二。

 

[41]方东美《新儒家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一), 页二一四。

 

[42]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页二三四。  

 

[43]参看T. S. 艾利略,《怪神之后:近代异端首要》(伦敦:法柏出版,一九三九),页四〇;引自珀尔与塔克,〈传统的隐藏优势:论T. S. 艾利略印度学研究的意义〉,《东西哲学》季刊,一九八五,四月,卷卅五,第二期,页一二五。

 

[44]参看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页二〇八二〇九。

 

[45]方东美,《生生之德》,页二四四。

 

[46]参看冯沪祥编著,《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页一九九。

 

[47]迪利与伍德,《哲学史》(纽约:亨利 霍尔特公司,一九一四,一九五七), 序页六七(vi-vii)。

 

 

[48] 参看<大师何奇?--從四方一體八相圓融看思想家方東美先生獨到的成就與貢獻y> ,安徽枞阳网,二〇〇八,http://bbs.ahzyw.com/history/53873/

 

[49]方东美,〈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收入《生生之德》,页一七四。

 

[50]周学普译,艾克曼,《歌德对话录》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 页一〇四、一一六。

 

[51]方东美,〈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收入《生生之德》, 一七四。

 

[52]同上,页二五一。

 

[53]黄振华整理,方东美教授讲,《人生哲学讲义》(台北:时英出版公司,一九九三),页二五二; 或《人生哲学讲义》(北京:中华书局, 二〇一三), 页二二四。

 

[54]同上。